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证据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重点。除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等以外，对于证据概念的重新定义，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标志着证据观念的根本转变，即由过去的实质证据观转向形式证据观，这对于整个证据制度的完善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证据概念的重新定义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1条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2条均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对证据概念的法律定义。从形式逻辑上考察，该条文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它把证据界定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的同时，又明确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既然证据都是“事实”，又何须“查证属实”?若经过法定程序查证“不属实”，该“证据”还是不是证据呢?

关于证据的概念，我国证据理论存在着“事实说”、“信息说”、“材料说”等多种学说，其中“事实说”影响最大。该说强调证据的客观性，甚至认为“实质证据观是唯一科学的证据观”。在这种观念下，证据被认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即“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不可否认，证据中包含着事实。换句话说，事实是证据的内容。但是，证据中有事实，并不等于证据本身就是事实。因为事实具有既成性，一旦发生，无法改变。在此意义上，“事实是硬邦邦的”。但证据不同，它可能被伪造或者篡改，可真可假，或者半真半假。因此，将证据定义为事实是不科学的，我们在强调证据的实质内容的同时，不能无视它的形式属性。

证据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对证据本质的认识问题，也关系到整个证据制度的根基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对证据的定义作出重大修改，把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一定义实现了证据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证据的内容是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证据的形式是证据赖以存在的载体。用“材料”取代“事实”，承认了证据存在真假问题，消除了旧法条中的逻辑矛盾，因为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有真有假，才有必要经过查证属实。

二、形式证据观下证据属性的再认识

新刑事诉讼法采用“材料说”定义证据的概念，标志着对实质证据观的扬弃以及形式证据观的确立，这种证据观念的转变也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证据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的重大转变。

按照证据的新定义，传统的证据客观性理论将受到严峻挑战，学界必然会就证据的客观性问题进行新的讨论。一般来说，证据的存在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对证据的认识以及证据的应用却离不开人的主观意识。更直接地说，人们向法庭提供的证明材料，并非都是纯客观的真实材料，诸如虚假的供述、证人所作的伪证以及伪造的书面材料等，均不能否定它们的证据能力。虽然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假”，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但这属于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采纳与否的问题，而不是证据资格问题。

关于证据的相关性，新刑事诉讼法强调“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从字面上看，“可以用于”意味着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证明关系。至于证据实质上能否证明案件事实，只有经过审查判断以后才能确定。换个角度看，如果某项材料在形式上与待证事实毫不相干，就意味着不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从而可以认为它不具有相关性。因此，按照证据的新定义，相关性是证据的本质属性，只不过它更强调相关性的形式意义。

从表面上看，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定义并不包括合法性的特征，但从其他条款的内容看，合法性则是证据的本质属性。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法律种类作了明确规定，很难想象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材料会被作为证据使用。其次，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程序作了明确规定，并强调证据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再次，新刑事诉讼法重大亮点之一就是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凸显了证据合法性的意义。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讲的证据是诉讼证据，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证据，从它进入诉讼领域那一刻起，就要受法律规范的调整和规制。换句话说，证据一旦进入诉讼领域，就会自动地“染上”法律的属性。

三、证据种类及其规范性表达

证据种类，即法律对证据形式的规定，体现了形式证据观的基本要求。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把过去七种刑事证据修改为八种，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了完善:

一是把物证、书证分为两个证据种类加以规定。一般来说，物证是以其物质属性或者外部特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则以其记载的内容或者表达的思想来发挥证明作用的。因此，在我国证据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物证和书证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证据种类。1996年刑诉法第42条则将物证书证作为一个证据种类加以规定。虽然实践中有时存在“物证书证同体”的情况，但二者在证据效力、证明方式以及审查程序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别，并且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一直是把它们作为两种证据种类分别规定的。为了保持三大诉讼法在证据形式上的统一，新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上述修改。

二是把“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规定，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这一修改是对这种证据更准确的定位，因为鉴定结果只是鉴定人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表达的也只是鉴定人的个人意见，对整个案件来说，它只是诸多证据中的一种，而不是最终的裁判认定结论。因此，使用“结论”容易产生误解或者误导，所以用“意见”更为恰当，尽管有人提出“鉴定意见”不如“鉴定人意见”提法准确。

三是赋予了“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的证据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卷中以及人民检察院移送法院的起诉材料中，往往有辨认笔录或者侦查实验笔录，但由于刑事诉讼法缺乏相应规定，虽然它们对案件事实具有重要证明作用，也经常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有人否定它们的证据能力。新刑事诉讼法正式承认了它们的证据地位，将之与勘验、检查笔录一道规定为同一种证据类型。

四是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证据种类。电子数据不同于传统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种类，它主要包括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式。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司法实践中操作不一，有的地区不予认定，有的地区则作为视听资料加以使用，还有的地区则与美国的做法相似，即“类比适用于传统的书写文件”。新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规定为同一种证据类型，可以说是司法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满足了实践的需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证据种类，1979年刑事诉讼法强调“证据有下列六种”，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这被认为是一种“封闭列举式”表述。新刑事诉讼法则采用了“开放列举式”的规定，使用的是“证据包括”，体现了人们对证据的理性认识，意味着证据不仅仅有八种，也意味着随着社会生活和证据制度的发展，将会有新的材料被认定为新的证据种类。

四、新证据观念下的事实认定

证据和事实是证据制度的两个基本范畴。按照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是事实认定的根据，没有证据，也就没有事实。换句话说，案件事实都是根据证据所认定的事实，有什么样的证据，就有什么样的事实。

事实认定首先是一个概率问题。案件事实是一种“过去的事实”，无论是当事人运用证据论证案件事实，还是法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方法来加以判定。再加上证据信息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受事实认定者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的影响，其结果很难保证不会出现“认识误差”。因此，事实认定的结果，只能是一种盖然性或者可能性，而非完全确定。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条件之一。

事实认定存在真假。有学者说事实姓“真”不姓“假”，或者说“事实就是事实，无所谓真假”。在哲学意义上，这是正确的。但具体到诉讼领域，事实是根据证据认定的，由于诉讼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真假之分，那么，根据证据所认定的事实自然也有真假问题。诸如一些冤错案，其错误基本上都是出在证据使用和事实认定上，而且多属于“从错误的根据出发，得出合乎逻辑的推论”。

事实认定是一种理性证明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对事实的认定经历了一个由非理性向理性转变的过程。在“神明裁判”下，“神”会告知人们案件事实真相是什么，这被称为非理性的证明方式;而在证据裁判下，法官则是根据证据并通过推理来确定案件事实的，这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证明方式。但在形式证据观下，由于强调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形式上的证明关系，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更看重形式合理性。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


刑事证人的法律保护亟待完善

　 为了叙述方便，笔者按出现时身份的不同，将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分为普通目击证人、案件中的被害人、举报有关犯罪行为的举报证人、以及具有双重性的特殊证人。普通目击证人，其作证的证词，属于直接证据且证据力比较高，但当司法机关向其取证时，这些人对于作证顾虑较多，是证人中最被动的一个群体。被害人的陈述，作为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亦属于证人证言，由于被害人是本案的直接受害者，因而这一类证人作证比较积极，他们基于最朴素的报复心理，希望自己的证词使犯罪分子受到严惩，所以更为被告人所仇视，被报复的可能性也就更大。本文所说的举报证人，是指进入刑事诉讼以后具有证人身份的举报人。由于他们是举报人又是重要证人，对被举报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的威胁最大，因此这类证人承受危险的威胁也最大。具有双重性的证人，是指在某些对应犯罪中既是证人又是被告人的对应人。如行贿受贿之间就有对应性，如果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行贿人便是受贿案的证人，同时由于行贿人自己的行为也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也就具有了被告人的身份。对此类证人的保护，也不能等闲视之。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显得空泛，它只让我们看到了保护证人安全的一个概括性导向，缺乏具体操作的内容且保护范围较窄，起不到真正保护证人安全的作用。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不构成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1998年5月公安部发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五十五条依然笼统规定为“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近亲属的安全”。“保障证人安全”就像一句套话搬来搬去，立法和司法都没有赋予任何可以具体操作的实际内容。如：对证人怎么保护、保护的期限、保护的程度如何？公、检、法如果不去保护证人，或者证人要求保护而这些部门动作迟缓、保障无力，造成证人安全受损怎么办？上述机关由于故意、重大过失造成重要证人丢失、被劫持、被杀害，其直接责任人员应负什么样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等，全是一片空白。而刑法对证人的保护，最直接的一个条款是三百零八条的打击报复证人罪，但刑法的这种规定也只体现了对打击报复证人的犯罪分子的一种事后惩罚，只有证人实际被打击报复了或者因为作证已经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刑法才予以保护。

　 针对我国法律对证人保护的现状，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在立法界、司法界树立对证人进行全面保护的观念。其次，在立法上应加强对证人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证人保护的核心内容，人身安全保护规定得要突出、具体；二是对证人法律保护的涵盖要扩展，由人身安全扩至财产和其它合法权益；三是法律用语应由“应当”改为“必须”，以强化公、检、法对证人保护的责任；四是对于双重性身份的证人，增加身份选定规定，允许他们选择证人身份亦或被告人身份，当其选择证人身份时，也就不再具有被告人身份。这样一来，既有利于打击贿赂犯罪又体现了对证人的保护。再次，公、检、法三机关都应当根据立法精神，具体担负起保护证人安全的任务，把立法精神转换成具体的司法操作。笔者设想，司法机关是否可以考虑设立证人保护的专门机构；是否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制定出保护证人安全的实施细则、不保护证人安全应负的责任和承担的后果，强调在证人没有受到实际损害之前的帮助和保护等等。

房清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