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购渐成时尚，国内许多保险公司纷纷推出电子保单业务，与之相关的纠纷也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在多位保险专家指导下对电子保单进行了长期探索，发表了一篇《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七篇国家级案例和调研文章以及多篇省级案例和文章，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今年6月9日，本报与南京鼓楼法院、江苏保险协会共同主办了电子保单理论与司法实务研讨会，包括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三名副会长、五名常务理事在内的多名保险法专家，审理保险案件的法官，保险公司法务专家以及专业律师，结合南京鼓楼法院的五个典型案例，针对这类新型案件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电子保单的成立、生效与保险责任期间的认定

　　南京鼓楼法院：电子保单是指保险公司借助遵循PKI体系的数字签名软件和企业数字证书为客户签发的具有保险公司电子签名的电子化保险合同，包括网上业务、对接业务、卡式业务三种业务模式。电子保单中合同的成立、生效时间，以及保险人何时承担保险责任，涉及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是否构成保险事故等问题，常常因此产生争议。1.网上业务。保险人通过网站宣传其产品并向客户发出要约邀请。投保人选中保险产品后，根据投保流程要求填写被保险人信息，经核保后通过网上缴费形成要约；经过核保流程后生成电子保单，构成保险人同意承保的承诺，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保险人开始按约承担保险责任。2.对接业务。货运公司或旅行社等机构在其与保险公司网上对接的系统中点击生成保单，通过网上付费或通过其他途径结算保费。保险合同成立、生效，以及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与网上业务相同。3.卡式业务。业务员与客户面对面劝诱为要约邀请，投保人缴费购买自助保险卡为要约，保险人收取保费为承诺，保险合同成立。如无特别约定，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此时成立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简易保险合同，符合激活流程设定之承保条件（年龄、职业等）的被保险人，保险人均同意承保。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包括被保险人姓名。但被保险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法律并未规定不具备该内容的保险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可见，这并非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被保险人确定与否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激活保险卡生成电子保单，是在网站上以数据电文形式确定被保险人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而非合同成立生效的标志。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陈欣同意鼓楼法院意见。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贾林青：在网上业务、对接业务中，这种电子保单流程设计不是一般的商业广告，而是具备了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要约条件，该意思表示具备了保险合同具体、确定的内容，只要符合该意思表示设计的条件和投保流程表达承诺意思的，保险人即受该承诺的约束。有意购买者只要按投保流程上网操作，即可完成投保并获取电子保单，应当认定为承诺。卡式业务上我同意鼓楼法院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刘崇理：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同意承保前保险合同不可能成立，卡式业务中保险人同意承保的标志应为电子保单的生成，保险人收取购卡人缴纳的费用时，被保险人尚未确定，双方尚未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保险人也就无法同意承保，故此时保险合同尚未成立。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秀全：在卡式业务中，购卡交易行为是预约，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通过网上激活程序和电子数据审核后生成的电子保单是本约。合同自电子保单生成之时成立，并通常于投保人激活保险卡、通过保险人的电子数据审核、生成电子保单的次日零时起生效。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保监会法规部处长刘学生：卡式业务中，购卡是缔结了一个以订立保险合同为目的的预约合同。购卡者交费买卡，取得了一个可以转让的未来激活投保的资格。保险人收费售卡，意味着将来有按照流程接受投保和审核承保的义务。双方都要受预约约束，以追求保险合同的订立。以预约解释购卡至激活期间的法律关系，可以解决购卡人与持卡人不一而无法确定投保人、保险卡对双方的约束力基础、激活阶段的告知和说明义务履行、购卡与激活两个行为间的联系等问题，但又不必限于保险合同本身成立生效等难题之中。需进一步解释的问题：一是对预约合同我国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只能依照法理探求当事人意思表示真意；二是如有效期内未激活可否请求退卡？预约有约束效力，持卡人逾期不激活应视为弃权；三是如因被保险人不符合承保条件而不能激活，（本约）保险合同未能成立，能否退卡？保险卡上如有“售出不退”条款是否适用；四是如因保险人过失导致保险合同不能订立，保险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自力：购卡时所付费用为预交保费。购卡阶段，缔结保险合同的合意尚未达成，合同成立的要件还不具备。购买保险卡与电话卡没有实质区别，只成立买卖合同。保险卡激活之后，保险合同才成立并生效。

　　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沙银华同意鼓楼法院意见，认为预约与本约说不成立，如我们在买房或购买电话卡时支付了全款，就不构成预约，而是直接购买。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曹兴权同意鼓楼法院意见，认为卡式业务中如无特别约定，交付保险卡或缴纳保费都不是合同成立要件。

　　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主任唐浩：卡式业务成立生效与预约保单在有些方面比较类似。

　　中国保险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电子保单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的法律规定，可以借鉴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采纳电子信息到达说，故同意贾林青教授意见。预约与本约说割裂了一个完整的交易关系，没有法律依据。

　　二、投保人如何认定

　　南京鼓楼法院：卡式业务所缔结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简易保险合同。通常具有投保意图的购卡者就是投保人。购卡人既可为本人投保，也可为他人投保；既可本人使用，也可将投保之权利随卡转让，受让人亦可将卡再次转让。在卡被转让的情况下，只有持卡人在激活时，才能根据投保流程去阅读保险条款以及保险人免责条款，并履行告知义务，最终激活保险卡的持卡人才是投保人。对接业务中，投保人通常应当是与保险公司建立对接平台为其游客投保的旅行社。如果旅行社劝诱游客自行投保，是游客作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并支付了保费，则游客为投保人。

　　任自力：卡式业务中，购卡并非保险合同成立，二者之间只是买卖关系。当保险卡转让时，持卡人在网上查看保险条款、填写并提交相关信息为要约，激活人才是投保人；对接业务中，若保单注明旅行社为投保人，应认定合同上载明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除非有相反证据。尽管可能游客先将费用给付旅行社，后者再支付给保险人，但与保险人直接交易的是旅行社，故应尊重商事交易的外在文义，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定之。

　　曹兴权：购买人为他人购买保险卡的行为不宜定性为保险合同的转让，而应界定为保险合同签订中的间接代理。旅行社代游客投保，也可以理解为间接代理。

　　陈欣、贾林青、刘崇理、沙银华同意南京鼓楼法院的观点。

　　三、保险人的明确说明问题

　　南京鼓楼法院：网上业务中，保险人通过激活流程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对接业务中，旅行社作为与保险公司有对接平台的合作方应知晓保险条款。如旅行社劝诱游客自行投保并代理其投保的，应认定保险人已经通过代理人向游客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卡式业务的激活过程中，投保人须先阅读保险条款，并在投保声明页面中的提示内容下方，点击“同意”并“确定”后，才能进入后续的激活程序，否则无法形成电子保单。保险人通过这种流程，把本应在合同订立阶段履行的说明义务，顺延至激活时完成，应认定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售卡时保险代理人应介绍产品，交付说明手册，并对如何激活等使用方法作出说明。但因保险卡有可转让性，购卡人不一定是投保人，此时保险代理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条件未成就，且未提供投保单作为履行义务的证据。

　　陈欣：同意鼓楼法院观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合同大多是格式合同，比如住宾馆、停车，都不可能去和宾馆或停车场商量价格；去医院看病也不可能让每个患者都去和医院商量药品和手术的价格，等商量好了，可能患者的命都没了。格式合同提高了效率，减少了交易成本，也统一和方便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格式合同我们将无法生存。合同永远存在争议，但不能因为有争议就说保险合同不合理，就判保险公司败诉。如果让保险公司对每个客户把所有条款都说一遍，根本无法开展业务。

　　刘崇理：只要能实现明确说明的目的，不应苛求说明的形式，但仅重复免责条款不是说明。

　　任自力同意鼓楼法院观点。

　　沙银华：同意鼓楼法院观点。如果将电子保单中需要说明的每一条款后面设计一个打勾程序，在激活点击时逐个点击则效果更好。

　　曹兴权：同意鼓楼法院观点。基于对保险市场客观规律的遵守，立法者最终选择了仅仅对保险人施加程序性说明义务的立场。

【摘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券公司破产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剖析了美国证券公司清算程序中投资者保护的立法和实践，概括了SIPA体制下投资者保护的具体制度安排。以美国为借鉴，从立法和操作层面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证券公司破产中保护投资者的若干对策。在立法上，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实施办法》和《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在操作上，确立适当的客户确认标准、及时发布冻结令、迅速转移或出售客户账户、明确债权申报的期限和主体范围、赋予客户对债权甄别确认结果的异议权，加强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适当引进商业保险。
　　【关键词】证券公司；破产；风险处置；投资者保护

　　【正文】

　　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已经进行了多年，迄今仍只有大鹏证券、南方证券等为数不多的几家证券公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尽管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已经设立，新《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作出了原则规定，但关于证券公司破产和证券投资者保护更为细致和专门的立法尚未出台。本文探讨了美国证券公司清算程序及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制度安排，针对中国证券公司破产中的投资者保护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旨在推动建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和投资者保护的长效机制。

　　美国证券公司破产与投

　　资者保护的基本立法

　　一、1938年《破产法》第60e条

　　1938年以前，美国《破产法》没有针对证券公司破产中客户债权保护和证券公司破产的特殊问题作出专门规定。破产证券公司的客户被当作普通债权人对待，除非他们能够追回破产证券公司持有的现金和证券。1938年，国会修正了1898年《破产法》，其中第60（e）条规定了破产证券公司客户的三个清偿顺序：（1）当证券公司破产时，客户首先收回能具体确定为其财产的现金或证券。（2）未能通过上述取回权获得清偿的客户，有权按证券账户“净权益”比例，优先于普通债权人从“独立基金”（single and separate fund）中获得清偿。证券公司为所有客户账户持有，但不能确定在具体客户名下的现金和证券构成“独立基金”。（3）如果客户净权益没有从“独立基金”获得足额清偿，未获清偿的余额，由客户和普通债权人一起从普通财产中受偿。由于“独立基金”经常不足，第60（e）条保护客户的效果并不理想。

　　二、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遭遇证券业危机。为了保护投资者，重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防止其他证券公司陷入“多米诺效应”，国会迅速出台了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SIPA）, 并据此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SIPA可以概括为“两大任务，两大内容”。两大任务指：（1）通过财务控制和监督防止并发现证券公司破产；（2）保护公众投资者，避免证券公司破产引起的经济损失。两大内容指：（1）规定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筹集和使用。（2）创立了新型证券公司清算程序。这种新型清算程序与1938年《破产法》第60（e）条的规定一脉相承。[1]

　　SIPA的目的是抑制大多数证券公司的经营失败，在证券公司支付不能时保护客户，从而提高投资者对美国证券市场的信心。在SEC v. Packer, Wilbur & Co.一案中，第二巡回法院指出：“SIPA的目标是保护投资公众，而不是经纪商。没有救助证券业的意图”。[2]SIPA的法律安排方便了返还破产公司持有的客户财产，如果客户财产已经丧失或被挪用而不能返还，则对客户提供补偿。1971年到2005年底35年间，SIPC共发起314起投资者保护程序，平均每年8.7家，其中最多的1972年达40家。此外，没有SIPC参与并提供保护的证券公司破产数量更多。据统计，1971年到1992年9月，美国共出现20，344家证券公司破产，其中仅有228家出现资金不足，需要SIPC介入并为客户提供保护。[3]可见，美国实际破产的证券公司数目大大超过了SIPC介入的清算。

　　三、1978年《破产法》

　　美国1978年《破产法》第7章第三节以“证券经纪商清算”为标题，对证券公司破产作出专门规定。该节包含第741-752条，共12个条文，除对“客户”、“客户名义证券”、“客户财产”、“净权益”等重要概念作出界定外，还有关于待履行的合同[4]、账户的处理[5]、客户认定[6]财产清收与分配等特别规定，其内容很大程度上来自SIPA。

　　美国证券公司破产程序法律制度

　　一、SIPA清算程序vs.《破产法》特别清算程序

　　在美国，证券公司清算可以由SIPC根据SIPA提起，也可以由证券公司或其债权人根据《破产法》提起。依据《破产法》第7章第三节启动的特别清算程序没有SIPC参与，具有适用范围广、程序缓慢的特点。SIPA清算程序仅适用于SIPC会员公司，具有适用范围窄、程序优先、迅捷的特点。SIPA清算程序实质上可视为破产程序，该程序需要依据《破产法》的许多规定来进行，[7]不过考虑到《破产法》的某些一般性条款可能无法实现SIPA的目的，SIPA要求《破产法》第1、3、5章和第7章第1、2节在尽可能与SIPA一致的程度上适用。SIPA清算程序具有优先于《破产法》特别清算程序的效力，即使证券公司已经被依据《破产法》提起破产诉讼，SIPC仍可通过申请客户保护令介入并主导证券公司的清算过程。美国通过专门的证券公司破产法律程序和专门的投资者保护基金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发挥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作用。

　　由于有SIPC介入并保护投资者，SIPA清算程序又区别于《破产法》特别清算程序。主要表现如下：（1）SIPA清算程序需要SIPC参与并保护客户。SIPA清算程序给予客户优先地位，其他债权人只能从债务人的普通财产中接受清偿。SIPA清算程序可以使SIPC提前介入，即一旦发现问题就可启动清算程序，而且SIPC有自己的基金，可以使客户的损失得到较快的补偿或降低到最低程度。成立35年来，SIPC共参与314起清算程序，共向客户支付现金和证券合计达141亿美元，99％以上的合格投资者从SIPC那里收回了其投资。因此，SIPA清算程序比《破产法》特别清算程序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2）两种破产程序的托管人职责存在差别。SIPA的托管人应最大限度以证券来偿还客户债权，SIPA甚至授权托管人从市场上购买替代证券来满足客户对特定证券的要求。而《破产法》的托管人除交付客户名义证券外，应尽快将除客户名义证券外的其他证券转换为现金，再将现金分配给债务人的客户，以偿还其债权。《破产法》的托管人无权分配除客户名义证券外的其他证券，也没有资金去购买替代证券。

　　二、SIPA标准清算程序vs.直接付款程序

　　如果SIPC确定其会员“已经破产或有不能履行客户义务的危险”，并符合其他法定条件，即可启动清算程序。根据客户债权额的大小等条件，SIPA清算程序分为标准清算程序和直接付款程序，直接付款程序实质上相当于简易清算程序。

　　1．清算程序启动的条件

　　无论是标准清算程序还是直接付款程序，其启动条件都是相同的。如果美国证监会（SEC）和自律组织（SRO）——证券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等，知悉证券公司已经或即将陷入财务困难，应立刻向SIPC报告。SIPC根据下述两个标准判断是否介入会员公司清算并为其客户提供保护：（1）会员已经不能履行其对客户的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义务的危险；同时（2）会员具备下列四个条件之一：①根据《破产法》第101条已经破产，或不能履行到期债务；②是未决程序中的主体，在该程序中已经为其指定了接管人，托管人或清算人；③不符合《1934年证券法》的相关要求，或不符合SEC、SRO的财务责任规则或客户证券担保规则；④无法对其是否遵守上述财务责任规则或担保规则进行必需的测算。如果经过判断无需 SIPC介入并动用基金来偿还客户，证券公司可在SIPA程序之外自愿清算业务，自律组织可以提供其认为适当的帮助或监管，以保护证券公司客户的利益。

　　2．标准清算程序

　　根据SIPA，标准清算程序首先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启动。如经确认符合上述启动清算程序的条件，SIPC应向地区法院申请客户保护令。如果债务人同意或无异议，法院应立即签发客户保护令。否则，法院应在3个工作日（或法院决定的时间）内对申请进行审理或举行听证会。如果会员没能提出有效异议，或经听证确认其符合法定清算条件，法院仍须签发保护令。签发保护令后，地区法院对债务人被告及其财产拥有排他的管辖权。在签发客户保护令的同时，地区法院必须任命由SIPC指定的托管人和托管人律师负责会员清算事宜。破产法院应就托管人和托管人律师的公正性举行听证会，并考虑客户、债权人、债务人的股东和SIPC等提出的反对理由。如果经确定证券公司赔偿额少于75万美元，且其客户少于500人，SIPC可以任命自己或其雇员担任托管人。

　　地区法院签发客户保护令、任命托管人后，应将案件移交同一司法区内的破产法院。此后，破产法院对本案拥有全部管辖权，拥有原地区法院的所有权力和义务。破产法院主持解决与债权或其他诉讼有关的争端，不过很大程度上限于行政性事务，其他方面则受SIPA制约。可见，SIPA将标准清算程序分为两个分支，地区法院负责清算程序的启动，破产法院则执行清算的具体细节。

　　3.直接付款程序

　　如果所有客户债权总额小于25万美元，并且符合其他法定条件，SIPC可启动直接付款程序。直接付款程序比标准清算程序更加简便、快捷，SIPC无须向法院申请保护令，但应按SIPA规定向客户发出直接付款通知。客户须按规定的方式在6个月内申报债权。确定客户净权益债权后，SIPC采用直接向客户支付证券或现金的方式及时偿还客户债权，但直接付款程序并不处理普通债权人的债权。整个直接付款程序在法院之外进行，实质上是SIPC和债务人客户之间的交易，但破产法院仍然可能介入与直接付款程序有关的争议。如果债权人认为直接付款程序侵犯了其债权，可在收到直接付款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向债务人总部所在地法院起诉。如果SIPC自认为直接付款程序不宜继续，可停止直接付款程序并向法院申请客户保护令，直接付款程序转化为标准清算程序，已经进行的程序继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