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57号

　　《湖南省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办法》已经2002年6月28日省人民政府第14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张云川
2002年7月12日


湖南省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市、州、县（市）人民政府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统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房屋拆迁工作的计划管理，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

　　第五条 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以下简称拆迁人），应当将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入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设立拆迁专用存款账户，接受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监管，专款用于拆迁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拆迁人没有存入足够资金的，不得实施拆迁。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及时解控相应数量的资金，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尚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资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解控。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检举、控告。

　　第六条 被拆迁房屋的拆除施工必须由能够确保安全的建筑施工企业承担。承担房屋拆除施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对房屋拆除施工安全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房屋拆除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

　　建筑施工企业在房屋拆除施工前，应当制定拆除房屋的实施方案，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拆除房屋的实施方案应当包括被拆除房屋及其设施的情况、拆除施工方案、安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内容。实施房屋拆除的企业和人员必须按照拆除房屋的实施方案施工。

　　实施房屋拆迁、拆除的人员必须接受业务培训，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第七条 被拆迁房屋的权属、面积、结构、用途等以房屋权属证书为准；权属证书未注明的，以产权档案记录或者其他有效文件为准；已经改变用途的，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为准。

　　第八条 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先由拆迁人委托房地产评估中介机构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结构、用途和建筑面积进行分类评估，确定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然后由拆迁人与每一个被拆迁人根据分类评估价格，结合被拆迁人房屋的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同一拆迁范围内被拆迁人人数较少，并且被拆迁人愿意直接协商确定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的，拆迁人可以不进行评估，直接与被拆迁人协商确定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

　　第九条 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前条规定协商不成的，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共同选择房地产评估中介机构进行分户评估。双方不能就评估中介机构的选择达成一致意见，或者一方拒绝选择评估中介机构的，任何一方可以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以公开抽签方式确定评估中介机构。

　　分户评估，应当考虑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建筑结构、新旧程度、楼层、朝向等因素。分户评估结果，应当作为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的依据。

　　第十条 从事房屋拆迁评估的中介机构和人员，必须依法取得房地产评估资质、资格证书。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州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适时公布房地产评估中介机构名单及资质、信用等情况，市、州、县（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提供房地产评估中介机构查询服务。

　　与拆迁人、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有利害关系的评估中介机构和估价人员，不得承担该拆迁房屋的评估。已经评估的，其评估结果无效。

　　第十一条 拆迁人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以公开抽签方式确定评估中介机构的，由拆迁人与评估中介机构订立委托评估合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共同选择评估中介机构的，由拆迁人、被拆迁人与评估中介机构订立委托评估合同。评估费用由拆迁人承担。

　　第十二条 评估中介机构应当指定3名以上估价人员，按照国家房地产估价规范，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

　　拆迁房屋估价时点以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的日期为准。

　　第十三条 评估结束后，评估中介机构应当向委托人出具估价报告书。

　　估价报告书应当由估价人员署名，加盖评估中介机构公章，并报房屋拆迁所在地的市、州或者县（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评估结果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向公众公布，接受监督。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有权要求评估中介机构就评估报告书作出说明。

　　第十四条 被拆迁人应当配合评估工作。无故阻碍评估的，其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由《条例》规定的裁决机关参照同类房屋的补偿金额裁决。

　　第十五条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州、县（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房屋拆迁评估中介机构和估价人员的监督。评估中介机构或者估价人员在房地产评估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两年内不得从事房屋拆迁评估：

　　（一）转让评估业务或者允许他人借用自己的名义开展评估业务的；

　　（二）接受委托人的请客送礼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弄虚作假、故意提高或者降低评估价格的。

　　第十六条 对被拆迁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必须提供有合法产权手续、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安置房，并实行一次性安置。因特殊情况需要实行过渡安置的，应当征得被拆迁人和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同意，并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安排周转房；过渡安置期间安置房的设计发生变更的，拆迁人应当征得被拆迁人同意。

　　第十七条 对住宅面积过小（在同一城市规划区内有其他住宅的，合并计算面积），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被拆迁人或者公房承租人，实行保障最低居住水平安置。具体办法由市、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八条 房屋拆除后10日内，拆迁人应当到当地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被拆迁房屋产权注销手续。

　　对被拆迁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及时为被拆迁人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户籍管理、教育、医疗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被拆迁人提供的房屋拆迁安置证明，及时为被拆迁人办理户口迁移、转学、就医等有关手续。

　　第十九条 拆除生产、经营用房，由拆迁人向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对于无法搬迁或者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拆迁人应当给予相应补偿。搬迁补助费、补偿费数额，按照拆卸、搬运、安装生产设备的实际开支或者所废弃生产设备的实际价值确定。

　　拆除住宅，由拆迁人向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一次性安置的，支付一次搬迁补助费；过渡安置的，按照搬迁次数支付搬迁补助费。搬迁补助费数额，按照搬迁实际需要确定。

　　拆迁人负责搬迁的，不支付搬迁补助费。

　　拆迁人可以采取奖励措施，鼓励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及时搬迁。

　　第二十条 在过渡安置期间，拆迁人应当对自行安排周转房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数额，按照租用与被拆迁房屋相近似的房屋所需租金确定。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不能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给被拆迁人安排与被拆迁房屋面积相近的周转房，但不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二十一条 因拆迁人的责任，延长过渡安置期限的，拆迁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一）自行安排周转房的，延长时间在一年以内的，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标准的2倍支付；延长时间超过一年的，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标准的3倍支付。

　　（二）由拆迁人安排周转房的，除另有约定的外，延长时间在一年以内的，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标准支付；延长时间超过一年的，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标准的2倍支付。

　　第二十二条 拆迁人应当将房屋拆迁补偿等费用及时支付给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

　　被拆迁人不得损坏或者拆走已经按照规定作了补偿的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

　　拆迁范围内的文物古迹、宗教场所、园林或者军事、人民防空设施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外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参照《条例》和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需要给予处罚的，依照《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认定

白静浦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即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因此，受贿罪是一种“意图犯”（或目的犯）。客观要件说有两个分支：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实际上是否已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种观点又被称之为“行为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可以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必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这种观点被称之为“许诺说”。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首先，应该肯定，按主观要件说，可以把那种意图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还未来得及实施或因某种原因未能谋取以利益的情形，纳入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这对于国家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此说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商榷：（1）与实际情况不符。一般认为，行贿与受贿是对向犯，对行贿人来说，之所以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目的（或意图）是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自己谋取利益，即“以钱换权”；反过来，对受贿人来说，之所以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其目的（或意图）是要换取行贿人的财物，即“以权换钱”。而不是像主观要件说所说的那样，“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人主观上的“意图”（或目的）。（2）与刑法的规定不符。本来，从现代汉语的解释来看，“为”既有表示目的（或意图）的含义（如“为了”），也有表示行为对象的意思（如“替”、“给”）。但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来看，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为”理解为“替”或“给”他人谋取利益才是恰当的，而解释为“为了”他人谋取利益，则在表述上明显不通畅。同时，联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三条有关行贿罪的规定来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的“为”显然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或目的），即“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在这几个条文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放在条文之首，而受贿罪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放在条文之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要件规定在受贿罪中的，就应该放在条文之首，实际上，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只是通过对犯罪主体和客观行为的描述来界定受贿罪的，对主观方面并未作描述，更没有对犯罪意图作具体规定，即没有把受贿罪规定为“目的犯”（或“意图犯”）。（3）国外没有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主观意图的立法例。在德日刑法理论罪，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观意图（或目的）的某些犯罪，也可以解释为“目的犯”（或“意图犯”），即把某种主观意图解释为某罪主观上必须具备的要件，但似乎并无人认为受贿罪属于这种法无明文规定的“目的犯”。更没有人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视为受贿罪主观上必备的“意图”。
　　其次，应该肯定，客观要件说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收受型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这无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按客观要件说中的“许诺说”，可以将绝大多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纳入受贿罪的范围，对于国家推行反腐倡廉的政策也是有积极意义。但是，“许诺说”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许诺（或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它虽然是一种行为，但正如有的论者所述，“仅是表露思想的行为，而不是实现思想的行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等于就是、或就会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既然肯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受贿人客观方面必须要有的行为，那么，把这种行为的内容解释为是许诺为创优谋取利益，显然是超出了法律规定本身的含义。（2）按许诺说，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结果是只要行为人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又没有拒绝接受或退还财物的实际行动，就表明他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其事后有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样一来，“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虽然属于客观范畴，实际上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之间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彼此之间除了分属客观范畴和主观范畴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这种适用解释可能导致模糊受贿罪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界限的后果”，并且会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失去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的作用。（3）许诺说的提出或许是受日本刑法中规定有受托受贿罪的启示，而受托受贿罪以行为人实施受贿行为时接受请托为成立条件。所谓接受请托，相当于许诺（或承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在日本，受托受贿罪是普通受贿罪的加重犯。普通受贿罪的成立，只要是保管员或仲裁人就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即可，不要求受贿方许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如果受贿人许诺为对方牟利（或接受请托），则构成受托受贿罪，比普通受贿罪处罚更重；如果受贿人更进一步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百谋取利益时又实施了不正当行为，或者不实施适当行为，则构成加重受贿罪，比受托受贿罪的处罚还要重。但是，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与日本有较大差别我们对收受型受贿处罚的起点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未付诸行动的，均不应以受贿罪来处罚。
　　最后，客观要件说是“行为说”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司法实践中容易掌握认定，同时还可以避免扩大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但是，如果严格按此说行事，强调受贿人只有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受贿罪，那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于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
　　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收受型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即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也并非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只能理解为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相反，可以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刑法上的故意行为大多有一个从开始作准备着手实行到最终完成的过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都处罚，所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大多能理解为包含为实行犯作准备的行为。由此而论，把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包含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之中，是有法律根据的。此其一。
　　其二，在许多受贿案件中，行为人不仅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且也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终未实行。例如，杀人犯的亲属向承办案件的法官行贿1万元，要求其从宽判处，留杀人犯一条命。该法官答应帮忙，并建议对方想办法弄一份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假证明材料，以便其有从轻判处的“根据”。对方弄来证明材料后，该法官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凭已有的假证明材料，审判委员会也不一定同意不判死刑，因而未将假材料提交审判委员会，也未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杀人犯仍被判了死刑。在此例之中，法官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未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他要行贿方提供假证明材料，已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这同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未实现牟利目的的情形相比，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已无多少差别因此，有必要把这类已实施为创优谋取利益作准备行为的情形，解释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
　　其三，根据刑法解释论的原理，当刑法对某种犯罪的成立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不能完全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时，可以在不超出法律规定原意的基础上，对法律作适当的扩张解释。据此，把受贿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是符合刑法解释之要求的。
　　其四，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包含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可以克服上述“主观要件说”和“许诺说”无法避免的证据难以搜集认定带有主观随着性的弊病。因为要证明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或“许诺”（尤其是暗示的许诺），在行为人未采取行动之前，通常是十分困难的。而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毕竟是一种行为，是表现于外的客观实在，这方面的证据一般不难搜集，这就为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创造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