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及审批程序的规定》和《浙江省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人民政府


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丽水地区行政公署，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及审批程序的规定》和《浙江省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情况，严格遵照执行。

附：浙江省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及审批程序的规定
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一、省政府所属部门、单位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
（一）列入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的部门、单位包括：
1、省政府各工作机构、派出机构、委厅管理的机构；
2、同时挂党委和政府两块牌子，并列入省政府序列的机构；
3、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所设的办事机构；
4、行使政府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5、上述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部门、单位的党的组织机构、纪检（监察）机构和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
（二）不列入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的单位包括：
1、机构改革中由政府工作部门转为企业性质的单位；
2、仅具有部分行政职能或受国家行政机关委托承担某些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3、省政府各工作机构、委厅管理机构等所属的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团组织，以及管理干部院校和其他培训机构。
二、各市（地）、县（市、区）、乡镇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范围，参照上述规定的原则精神确定。
三、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的审批程序
（一）省政府所属部门和单位列入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的，由省人事厅提出具体意见，报省政府审定。省政府各部门和单位所属机构列入国家公务员制定实施范围的，由主管部门提出具体意见，报省人事厅核批。
（二）市（地）政府（行署）所属部门和单位列入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的，由市（地）人事部门提出意见，经省人事厅审核后，由市（地）政府（行署）审批。
（三）县（市、区）政府所属部门和单位及乡（镇）政府机关列入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的，由县（市、区）人事部门提出意见，经市（地）人事部门审核后，由县（市、区）政府审批，并报省人事厅备案。
（四）省、市（地）、县（市、区）、乡（镇）各级，凡列入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的事业单位，都要列出具体单位名称，提出理由，省级由省人事厅审定，市（地）、县级报上一级政府人事部门审定。
（五）今后，有关单位列入或退出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范围的，须按上述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附：浙江省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办法
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案》，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非领导职务设置原则
（一）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非领导职务的设置，要在机构改革“三定”方案的基础上，本着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的精神，按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计划逐步进行。
（二）非领导职务的设置，要依据领导职务的设置情况确定适当比例限额。
（三）非领导职务根据工作需要设置，是实职，但不具有行政领导职责。
（四）各级非领导职务的设置，不得突破规定的比例限额。各工作部门之间、各部门内设机构之间非领导职务设置的具体职数，应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不搞平均设置。
（五）非领导职务的设置职数，综合部门可多于专业部门，监督部门可多于执行部门。
（六）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原则上一人一职，确因工作需要，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在国家行政机关内兼任一个实职。
二、非领导职务的设置规格和职务名称
各级非领导职务的设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设置规格不得高于所在部门的领导职务，职务名称应规范。
（一）巡视员、助理巡视员在省级国家行政机关设置。
（二）调研员、助理调研员在市（地）级以上国家行政机关设置。
（三）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在乡（镇）级以上国家行政机关设置。
为便于非领导职务人员更好地开展工作，少数有关部门根据其职业特点设置的有别于上述统一名称的其他非领导职务名称，由省级有关部门和市（地）、县级人事部门提出意见，并逐级报经人事部批准后方可保留，但必须与上述名称的职务规格相一致。
三、非领导职务的任职条件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非领导职务的任职条件，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其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应达到相应的任职标准，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并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一）巡视员应具备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任副厅级职务五年以上；
（二）助理巡视员应具备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任正处级职务五年以上；
（三）调研员应具备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任副处级职务四年以上；
（四）助理调研员应具备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任正科级职务四年以上；
（五）主任科员应具备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任副科级职务三年以上；
（六）副主任科员应具备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任科员职务三年以上；
（七）科员应具备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任办事员三年以上；
（八）办事员应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对新录用的中专、高中毕业生见习期满后，考核合格者定为办事员；大学专科、本科毕业生和未获得硕士学位的毕业研究生，见习期满后，考核合格者定为科员；硕士和博士毕业研究生，见习期满后，考核合格者，分别定为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
对德才表现突出的国家公务员担任非领导职务，按管理权限，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后，可适当放宽上述任职资格条件要求。
对少数山区、海岛县的国家公务员担任非领导职务，经同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在文化程度上可适当放宽。
由领导职务改任同级非领导职务的，可不受上述资格条件的限制。
四、非领导职务职数的比例限额
（一）省级国家行政机关设置的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职数，不得超过厅（局）级领导职务职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巡视员不得超过30％；调研员和助理调研员职务职数，不得超过处级领导职务职数的二分之一，其中调研员不得超过50％。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职数的设置，要从严掌
握。
（二）市（地）级国家行政机关设置的调研员和助理调研员职数，不得超过处级领导职务职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调研员不得超过30％；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职数，不得超过科级领导职务职数的二分之一，其中主任科员不得超过50％。
（三）县级国家行政机关设置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职数，不得超过科级领导职务职数的二分之一，其中主任科员不得超过50％。
（四）乡（镇）机关设置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的职数，不得超过正副乡（镇）长职数的二分之一，其中主任科员不得超过30％。
五、实施步骤和要求
（一）省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非领导职务设置工作，由各部门在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按以上原则提出具体意见，并附《浙江省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审批表》（见附表——略），经省人事厅核准后，由各部门组织实施。其中，设置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职务的部门和设置职数
，由省人事厅会同省委组织部提出意见，由省政府确定。具体人选按管理权限报批。
（二）市（地）、县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非领导职务设置工作，由同级政府人事部门制定实施方案，经上一级政府人事部门审核同意，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核定的职数限额内，由各部门组织实施。具体人选按管理权限报批。
（三）乡（镇）机关的非领导职务设置工作，由县级政府人事部门提出实施方案，经市（地）人事部门审核同意，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与县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非领导职务设置工作同步进行，由县级人事部门组织实施。
（四）省级国家行政机关原来任命的副处级以上和市（地）、县级（含乡镇）国家行政机关原来任命的副科级以上非领导职务，要在认真考核的基础上，按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规格、职数比例限额、任职条件和管理权限的规定，重新予以确定。
（五）为保证设置非领导职务的质量，各级国家行政机关要从严控制首次任命非领导职务的数量，保留适当的职位空额，综合考核拟任对象的政治表现、思想品德、工作经历、工作能力、行政管理水平、工作实绩等情况，认真征求有关领导和群众的意见，逐个审批。
（六）对在非领导职务设置工作中违反规定，放宽条件搞“突击晋升”的部门和单位，要追究有关领导者的责任。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有权纠正违反规定所设置的非领导职务。
六、杭州、宁波两个副省级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所辖区级国家行政机关和街道办事处非领导职务设置的有关问题另行规定。



1995年11月16日
社会是人的载体，人是社会的影像，不同的生活场域塑造着不同样态的人，而不同样态的人又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因此，政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政治人”，法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法律人”。由于法治社会奉行着一套与政治社会迥然相异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所以法治状态下的法律人便与政治状态下的“政治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起步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的国家来说，注意消除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以“法律人”模式来设计各种制度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政治社会中“政治人”

　　“政治人”是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政治为治理手段，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政治性是“政治人”的本质规定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利益至上

　　维护整体利益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最大政治。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人”把整体利益视为本体，把个体利益视为派生，认为个体的利益、幸福来源于整体的利益与幸福。他们把整体利益的满足视为处理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常常被否定或被迫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在整个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共空间完全吞噬了私人领域。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是人类早期典型的政治型社会，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做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描述。①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不关心、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就不能称其为人。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②

　　(二)个体甘于牺牲与奉献

　　如前所述，在政治社会中整体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整体的这种地位的获得则需要个体的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在政治社会中，个体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被视为个体自己的整体，因此，个体向整体奉献和牺牲并不是向别人奉献和牺牲，而是变相地向自己奉献和牺牲。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创生出的人民主权国家便是政治型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它强调“公意”的绝对至上性，强调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信奉“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③由此而言，这种政治人形象还浮现于罗马共和时代。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其政治性虽然没有希腊城邦时代那样的“浓度”，但它仍然奉行整体主义，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义务本位仍然是这一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人的影像表现为公民要承担众多无偿的公役。罗马的所有公共事务几乎由公民们以自己的“力”和“钱”承担，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换取罗马的辉煌。④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因此，在政治社会中通常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不允许伤害整体利益的“异端邪说”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⑤它们都强调公域和公益相对于私域和私益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具有先验的优先性，强调在公域面前私域的非独立性。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市场经济为法治提供多元、平等的社会氛围，法治又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也就是说，舍弃原有的“政治人”形象从而实现“法律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脱胎于政治社会而欲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⑥

　　首先，法律人应该是“自利人”。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性的最一般的表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正是在每个人谋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才实现了发展和进步。法律必须承认和保护人的这种天性，它所禁止的应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即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

　　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法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差别地适用规则，而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则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将方方面面的人纳入到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法治所关照的注定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人”是一种与“一心为公”的政治人相区别的低品味人。借用中国儒家对人的分类，法治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最后，法律人应该是“自治人”。如前所述，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和自治，它强调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因此，法治承认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个体，强调自己主宰自己。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所以，法律人是一种与强调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唯国家意志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相区别的“自治人”。

　　三、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官本位”政治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建立了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一元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已降的中国改革，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一场逐渐褪去政治化，逐渐实现法治化的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显著，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我们的法治毕竟脱胎于原有的政治社会，旧的制度可以一日废弃，旧的观念却很难一日扫除。时至今日，某些政治思维与逻辑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因此法律中仍然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

　　(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0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广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广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物的有关规定。

　　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无疑拾得人应该是此制度中的主角，因为没有拾得人拾得的行为或事实，此制度便无从启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取得制度中所预设的人的模式不是“法律人”的模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制度所赖以立足的人的模式的错位，即该制度不是将拾得人放在“法律人”的意义上来设计的，具体而言不是以市场经济中的“自利人”形象，而是以政治社会中的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大公无私的“政治人”形象来设计制度的。依这种“政治人”的逻辑，拾得人之所以能对物主作出牺牲是出于“革命同志”式的友情，之所以能对国家作出牺牲(因遗失物无法找到失主而归国家所有)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⑦

　　(二)“大义灭亲人”的影像

　　这种“大义灭亲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刑法》的包庇罪中。我国《刑法》第13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这一罪名，在我国任何人对任何犯罪人的帮助、隐藏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⑧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移植前苏联法律的方式建立的，因此亲属之间帮助、隐藏为罪模式自然也便被移入我国。⑨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型的社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苏联的包庇型的帮助犯形式还是新中国的独立的包庇罪的模式，都是生发于所在的政治社会并与“政治人”的思维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制度模式。在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极左社会里，坚持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原则，进而排挤了“亲不亲血缘分”的自然原则，这样便把自然状态下关于人的“亲属”和“非亲属”的分类硬性改变为“同志”和“敌人”的分类。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⑩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有人犯了罪，他便异化为了人民的反面，他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地变为了敌我关系，而此时的包庇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资敌”行为。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所以，我国包庇罪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大义灭亲”型的“政治人”基础上的，这严重地超越了法治社会中“一般人”的标准。

　　(三)“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

　　这种“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体现在当下我国性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属于性质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属于公诉罪，完全采用国家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之间自主和解，不但原强奸犯罪成立，而且原被害人或家属还有可能承担包庇罪或伪证罪的刑事责任。(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我国，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受害者的性自由权。(12)基于此，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应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如果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是对自己性权利的侵犯，强奸罪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