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违法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

交公路发〔2011〕57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5〕30号）印发以来，全国的车辆超限超载治理（以下简称“治超”）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道路交通事故有所下降，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得到有效保护。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治超工作力度有所减弱，部分地区和局部路段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现象出现反弹，导致连续发生多起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压垮桥梁、造成人员伤亡等安全事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进一步加强车辆违法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对治超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地区要从以人为本、关爱生命、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治超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认真学习和借鉴山西省治超工作经验，全面贯彻落实《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明电〔2011〕8号）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有关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各地现有治超工作领导机构的协调作用，在省级治超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坚持“政府主抓、部门联动”的原则，结合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抓紧研究制定进一步加强车辆违法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按照“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原则，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突出重点，加强协作，集中力量，加大治超工作力度，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特别是桥梁垮塌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及公路基础设施安全。
二、加大货运车辆生产及改装监管工作力度
各地区工业和信息化、质检部门要对本辖区内的车辆生产企业以及车辆产品进行针对性的审核和排查。发现车辆生产企业未按照《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04）等有关规定生产车辆的，要督促企业整改，依法要求认证机构暂停或撤销车辆强制性认证证书，责令生产企业召回超标车辆，并依法予以处罚。工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本辖区内的机动车改装企业检查和监管，对从事非法改装、拼装车辆的企业，要坚决依法查处。对查获的非法改装、拼装车辆以及超长超宽的商品车运输车辆，有关部门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按规定予以纠正或拆解。
三、加强对重点货物运输装载源头单位监管工作
各地区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集中组织开展货运源头治超监管工作。要在对本地区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全面梳理和排查的基础上，研究提出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名单及其治超责任考核管理办法，报请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公布一批重点监管的货运源头单位。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要加大货运源头治超投入力度，强化货运源头派驻、巡查等措施，切实防止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出厂（站、矿）上路。对货运源头单位特别是重点货运源头单位违反相关规定，纵容或允许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出厂（站、矿）上路行驶的，要严格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四、着力加强货运车辆查验审核工作
各地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货运车辆的查验工作。对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与《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或车辆强制性认证一致性证书不一致的车辆，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发现生产（改装）企业生产的车辆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与《公告》或车辆强制性认证一致性证书不一致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工业和信息化、质检部门，由质检部门依法处理。各地区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货运市场准入审核，规范货运市场经营行为。要坚决杜绝非法生产、改装及不符合《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制》（GB1589-2004）等国家有关标准、不符合规定用途的车辆进入道路货运市场。已进入运输市场的，要限期纠正。各地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和质检部门要加强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的监管，对出具虚假检验结果以及未按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准检验货运车辆的，要依法依规严格处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强化信息共享和监管处罚
各省级交通运输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本地区治超检测站点的信息系统联网工作，加快推进本地区治超管理信息系统与运政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交换与共享，特别是要及时交换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的有关信息，促进路面执法与源头监管的相互衔接、密切配合和联防联治。各地区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驾驶人和道路运输企业，严格实施吊销车辆营运证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处罚。
六、加强路面治超执法工作
地方各级交通运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大投入，进一步完善路面治超执法协作机制，以固定超限检测站为依托，以车货总重超过55吨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和特大桥梁为重点，切实加大货车检测和执法检查工作力度。要严格按照《道路车辆外廊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04）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超限超载认定标准，严肃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对违法超限超载运输的车辆，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责令并监督违法行为人采取卸载、分装等改正措施，及时纠正违法状态。对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绕行较多的路段，要根据需要加大流动检测力度。对违法超限超载运输严重的省际交界地区和路段，相关省份要加强区域协作，共同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联合整治活动，协同打击和遏止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对货运机动车超载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严格执行违法记分制度；对累积记分超过规定限值的驾驶人，要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405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七、全面加强公路桥梁安全监管工作
地方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以各类公路桥梁特别是普通公路上的大型以上桥梁为重点，采取多种措施，切实加强安全巡查和车辆通行现场监管。对技术状况为四类、五类的桥梁，要责成桥梁管养单位立即进行安全隐患整治。短期内难以整治的，要及时增置相关提示及警示标志，并按照规定程序采取限载通行或限行、禁行等措施。对实施交通管制的路段和桥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强现场监管，维护车辆通行秩序。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积极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和安全监管部门，以客、货运交通流量密集的路段为重点，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于连续下坡、急弯陡坡等特殊路段，要结合公路安全保障工程的实施，完善限载、限速以及提示警示等标志，并通过设置减速带、安全护栏、紧急避险车道、货车爬坡道等措施，改善公路通行条件，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八、加强治超工作监督检查
地方各级交通运输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加强对重点地区和路段的督导检查。对治超执法人员违反规定执法或徇私舞弊的，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货运车辆拒检逃逸、聚众闯卡、故意滞留阻塞交通、“车托”带车绕行逃避检测等严重影响和破坏治超工作秩序的，要组织力量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维护正常治超工作秩序。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因违法超限超载运输发生的事故进行调查处理，依法追究相关地方政府、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治超工作不力、违法超限超载运输未能得到有效遏止的省份，交通运输部将予以通报，必要时，还将实行公路交通建设项目限批。
九、进一步完善治超工作长效机制
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加强运输市场准入管理，提高市场准入条件，对货运车辆实施总量调控，促进货运企业规模化、网络化发展。要积极采取优惠政策，扶持、推动发展甩挂运输和厢式运输，促进货运车型标准化。高速公路以及有条件的特大和大型桥梁，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逐步在其入口处配置称重检测设备，加强货运车辆检测，并采取入口执法劝返、动态预检预警等措施，防止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进路上桥行驶。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加强治超工作，实施好“重点货运车辆运输过程监控管理服务”示范及推广工程，建设道路货运车辆公共安全监管与服务系统，切实加强货车的动态监管。
十、加强治超工作政策措施宣传
各地区要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加强治超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宣传及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组织典型宣传报道，努力提高道路货运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引导相关企业和人员按章装载、合法运输。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的治超工作经验，不断完善本地区治超工作机制和法规体系。对治理过程中有效的经验和做法，要采取多种形式，及时进行宣传和推广，推动治超工作深入有效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章）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章）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浅论生命法的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生命法是现代法律体系中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具有综合性、伦理性、科技性、公益性和共损性以及预见性的特点。我国生命立法发展较为迅速，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生命法的基本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的几个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命法；我国；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生命法是伴随着人类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并于二战后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而兴起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1] 其一经出现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到本世纪70年代，各国有关生命的立法已涉及包括卫生保健、疾病控制（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药物治疗等）、精神卫生、生育与人口、安乐死、环境保护、放射安全、器官移植、性病防治、人工授精等在内的20多个方面的问题。[2] 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生命法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有别于其他部门立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生命法就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调整生命社会关系、保障人们的生命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与我国其他部门立法相比，我国生命立法虽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却极为迅速，目前，我国生命法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传染病防治、计划生育、卫生保健等许多领域，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生命法的特点及我国生命立法现有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完善我国生命法的途径和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命法的特点
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生命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即它决定和服务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由于它所调整的是围绕人们的生命健康问题而发生的各类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其必然又具有某些自己的特征。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性
与其他部门立法相比，生命法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1）就调整对象来看，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而所谓生命社会关系，就是指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促进生命科技的健康发展和保障人类生命的存在、健康与长寿而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3] 也就是说生命社会关系是由许多种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是一种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并几乎涉及到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关的每个领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2）由于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对这种对象的调整需要通过包括经济、行政、法律、道德、技术以及教育等在内的多种调整方法和调整手段，而生命法必须对这些手段或方式加以确认和引导，以对生命社会关系这种综合性的社会关系进行综合性的调整。换句话说，生命法所采纳的调整方法和手段也是具有综合性特征的。（3）从体系上来看，生命法律体系是一个极其庞杂的法律体系。该体系中不仅包括了数量众多的生命法律法规，且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环境法、行政法及诉讼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的许多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大量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操作规程等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可见，就体系而言，生命法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二）伦理性
伦理道德是人类生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所以，在其在对人类生命科技活动加以干预和调节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大量的人类伦理与道德规范。这就要求生命法做到以下两点，即：它既要对某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认同及保护，同时又要对某些新的伦理道德规则做出评价以决定是否应予以认同和保护。这样一来，生命法必须将某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如生命科学技术的利益共享原则、生命资源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生命科技活动的公正互助原则等纳入自身的调整体系，并升格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律规范；同时对那些严重违反人类伦理道德的行为如克隆人、人体器官买卖、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等要明令加以禁止。因此，在调节生命科技活动的过程中，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便渗透到了生命法之中，使得其具有了浓厚的伦理性。
（三）科技性
由于生命法的调整对象即生命社会关系“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生物圈即人与自然的关系”，[4] 因此，生命法就必须要建立在生命科学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要遵从、体现和突出基本的自然科学规律，如生理规律、生态规律等等。这就使得生命科学成为生命法的立法基础。而生命科学的技术性决定了生命法必然也具有科技性的特点。表现在：（1）生命法必须将生命科学的某些成果作为自身的内容之一，如我国《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中关于基因工程、DNA、基因等术语的解释就明显是生命科学成果在生命法中的反映和体现；（2）在生命法的所有规范中含有大量的体现人类生命规律的科技性法律规范，如我国新《婚姻法》第7条关于禁止结婚的规定，第36条关于夫妻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的规定等，这些科技性规定显然都是生命科学的直接成果；（3）在生命法律体系中，拥有大量的自然技术突出的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如我国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器官移植技术规范条例》、《脑死亡判定标准》、《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条例》等。这些标准、规范、操作规程在生命法律体系中具有独特且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与其他各类生命法律法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构成整个生命法律体系。
（四）公益性和共损性
如前所述，生命法的调整对象是生命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并以生命科学技术为纽带的综合性的社会关系。而生命科技作为一把具有正负两方面效应的“双刃剑”，可能会给这种社会关系下的每一个人都带来巨大的福祉或是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样一来，生命法就必然要承担起两个方面的任务，即：首先，它要保障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以保障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其次，它又要限制和惩治对该技术的不当利用或滥用的行为，以防止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这就决定了生命法在调整生命科技活动的过程中可能要面对两种结果：其一，它对生命科技活动进行了健康的引导、正确的保障和合理的规制，从而推促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保障了整个社会的公益；其二，它未能对生命科技活动进行合理引导和有效保障，而是限制和阻碍了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或对其不健康应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共同损害。从这一角度而言，生命法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共损性特征。
（五）预见性
生命法是以保护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以维护人类生命健康及其尊严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目的的，而生命科学技术本身具有安全和利益的不确定性，其研究成果的应用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往往是难以估量和不可预测的。因此，生命法必须正确预测和权衡生命科学技术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生命科技活动作出恰当合理的引导和规制。即，一方面，生命法要保障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保障那些公益性突出的生命科技活动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它又要对生命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权予以必要的约束，对那些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行为，如克隆人等，加以严格规制。这就使得生命法在立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强调、坚持和遵循超前立法的原则，从而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极强的预见性。
二、我国生命立法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生命立法起步相对较晚，然而其内容却已广泛渗入到了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医药管理、精神卫生、计划生育及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并已拥有了大量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等，如《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卫生检疫法》、《献血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防疫工作规范》、《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节育手术常规》等等。然而，就总体来看，我国的生命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
（一）立法步伐滞后，缺乏预见性
立法滞缓是我国各部门立法的一大通弊，在生命立法领域，由于生命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弊病更加明显和突出。例如，我国自70年代末即已开始了重组DNA研究工作。目前已有几种基因工程医药进入中试阶段；兽用基因工程疫苗和抗病毒转移基因烟草正在进行野外实验，有的已在大面积推广；而众多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重组DNA工作，不久也将进入中试或野外实验阶段。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未制定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安全法规，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申报程序和必要的评审监督制度，致使重组DNA研究及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在实际上处于一种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不良状态。[5] 直到1990年和1993年才分别由卫生部和国家科委制定并颁布了《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和《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两个规章。再如辅助生殖技术方面，我国在1983年便诞生了第一个试管婴儿，但相关的立法却直到2001年初才姗姗而来，[6] 而在与该技术密切相关的民事、刑事等许多领域内却至今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充分暴露了我国生命立法的滞后性。此外，就与生命科技相关的某些立法而言，尽管在立法过程中充分注意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但却忽视了法律的科学预见性。这一点在刚刚修改和颁布的新《婚姻法》中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新《婚姻法》的颁布是我国立法实践中的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件，因为该法在修改的过程中第一次采取了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的先例。然而，新《婚姻法》这种开创性所散发出的光芒却并没有能够掩饰其预见性不足所产生的严重缺陷，因为在该法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法律规定。这不但对于确定那些利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诞生的婴儿的法律地位、调整与之相关的家庭关系方面是极为不利的，且使我国生命立法的预见性没有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
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是一国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立法层次上，法律体系可分为原生法律体系和次生法律体系两种。在我国，所谓原生法律体系就是指由我国宪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环境法、科技法及军事法等所组成的第一层次的法律体系；而第二层次以上的法律体系则为次生法律体系，如民事法律体系、刑事法律体系等。由于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独特的调整方法，生命法律体系显然也应是一种原生法律体系，即有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各类法律法规所组成的、相互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如前所述，我国生命法已涉及到了诸如传染病防治、精神卫生、环境保护等在内的许多领域，并已拥有了相关的大量法律法规。这无疑为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就总体上来看，我国生命立法体系还远没有健全，甚至严格一点来说，这些立法还难以真正成为一个体系。表现在：首先，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部能够承担起“领头羊”作用的基本法。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以具有一部基本法或相当于基本法效力的法律为要件，如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的《民法通则》、刑事法律体系中的《刑法》及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环境保护法》等。而就目前来说，在我国生命法领域还没有这样一部法律。这就使得我国生命法群龙无首，难以真正成为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其次，某些极其重要的生命立法领域，我国甚至还没有严格法理意义上的“法律”。[7] 如在生命科技法领域，我国就只有几部部门规章，而没有一部严格法理意义上的法律。再次，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中还存在严重的法律空位现象。尽管我国生命法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但这并不说明我国生命法律体系就已经很健全了，相反，它还远没有健全，在许多领域还没有加以规定。如在安乐死、脑死亡领域迄今都还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而在器官移植、遗体捐献方面，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包括《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等地方性立法，但目前尚无一部全国性统一立法。
（三）内容不完善
除了滞后性方面的问题及法律体系方面的问题之外，内容上的不完善也是我国生命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表现在：（1）当前，我国的生命立法对生命科技活动的规制基本上还只是采用行政法律规制一种形式，民事法律规制和刑事法律规制还没有被正式纳入立法之中。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上，我国尚未建立生命科技活动的民商事制度和刑事制度，这不仅使我国在生命科技活动的民商事调整和刑事调整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且没有体现我国生命立法的综合性特点。以生命科技立法为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包括《兽用新生物制品管理办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等在内的众多生命科技行政立法；而在与之相关的民商事立法和刑事立法领域，我国则至今还没有多少具体规定。例如，我国刑法迄今为止尚未规定生命科技犯罪，而民商法迄今也还未就基因、人体器官、人的遗体等法律性质作出明确定性。（2）某些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尚未被纳入我国生命法之中。由于生命法在调整生命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生命立法领域，伦理道德法律化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最大限度的发挥生命立法的调整功效具有重大的推促作用。对某些伦理道德规范，生命法有必要对其加以认可和维护，并将其升格为法律制度，使之成为生命法内容的一部分。但就我国目前现行的有关生命立法的内容来看，许多基本的、有必要法律化的伦理道德原则或规则，如知情同意原则、禁止人类克隆原则等，都显然还没有明确成为我国生命立法的规则。这也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生命立法内容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宏观体系方面，还是就具体内容方面，我国生命立法都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我国生命立法的综合性、伦理性及预见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且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其对我国生命社会关系的及时、有效调整。为此，我国必须及时的采取应对策略，以完善我国的生命立法。质言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倡导生命立法领域的超前立法，提高生命立法的预见性
一般而言，“法律总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现有的有利于掌握政权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和保障”。[8] 然而，另一方面，法律又不仅仅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更在更大程度上应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预期。换言之，法律并不总是消极地承认现状，它还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秩序的一种勾画、设计和引导。因此，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或“预见性”。为此，需要立法者在总结经验、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正确把握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做出科学的预测。并将这种科学的预测反映到立法之中。这一点，在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立法领域，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是两方面的，其健康发展会会给全社会甚至整个人类都带来丰硕的收益，而其滥用也极会给人类带来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预测科技所可能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并运用立法加以调整和规制便显得极为重要。生命法是调整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的生命社会关系的法律，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故更有必要提高对其预见性的要求。但恰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生命立法不仅缺乏应有的预见性，甚至连立法的及时性都难以满足。这不仅影响了对我国生命社会关系的调整，且为我国生命科技的安全健康发展留下了立法隐患。可见，加快我国生命法领域的立法步伐，提高生命法的预见性，已成为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理论上，我国生命法之所以滞后并缺乏预见性决不是偶然的，从根源上来说，它是由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就客观因素而言，主要是科学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主观方面则主要是由于立法者指导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对于前者，我们只能够寄希望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对于后者，即立法指导思想上的障碍，我们却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补救。为此，需要我们的立法者摆脱传统的“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总结性立法指导思想的束缚，树立超前立法意识，倡导生命法领域的超前立法。这是因为，“超前立法可以使人们改变旧的行为模式，建立新的行为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把落后推向先进，把野蛮推向文明，起到法律对社会的促进作用”。[9]当然，超前立法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其必须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及论证的基础之上，并且还必须要注重立法技术，作好生命立法的规划和设计。否则，这种立法也必将难以具备科学的预见性。
（二）逐步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建立健全我国的生命法律体系
是否具有健全的生命法律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生命法制建设和生命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健全的生命法律体系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各项生命立法的完善，其二是各项生命立法之间能够组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且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
就目前来看，我国生命法显然还远没有达到上述要求。因此，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建立健全生命法律体系应当是我国今后生命立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使命。
就完善各项生命立法而言，笔者以为，我国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首先，建立并完善其他各个部门立法中有关生命社会关系的调整制度。具体言之，在民法方面，针对生命科学所可能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如试管婴儿的法律地位、其父母的确定、财产的继承等等，要设立相应的民事制度；在刑法方面，针对生命科学技术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各种严重危害，要增设相应的罪名和法律责任；而在环境与资源保护等其他领域，也要相应的建立各类具体的制度加以调整和规制。其次，要充分重视伦理道德法律化在生命立法领域的重要意义，将那些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生命伦理道德原则或规范法律化。如，可将前文所说的生命资源利用的知情同意原则升格为一项重要的民商事法律原则，以来判断有关生命资源利用的合法性；而对于生命科技利用的公平互助原则，则可将其作为我国生命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来加以规定等等。
当然，完善各项生命立法只是健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的第一步。在做好这一步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对我国整个生命立法的架构进行合理规划。从法理上来说，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首先以具有一部基本法或相当于基本法效力的法律为要件的；其次，该体系应是一个内容广泛、涉及面广的综合性体系，它又要求具备各项专门的生命单项立法和技术规范、标准等。以此为基点，笔者以为，我国的生命法律体系应当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宪法有关保护人们生命健康的规定；（2）生命基本法；（3）生命单项法，具体应包括有《生命技术法》、《计划生育法》、《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献血法》等在内的各类一般法律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制定和发布的各种法规和规章以及各类地方性法规；（4）有关的各类技术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5）其他部门法中调节生命社会关系的有关法律规定。按照这一体系设计来加以衡量，我国现行生命立法显然还难以真正构成为一个体系，更不要说是构成为一个健全的体系。因此，在我国今后的生命立法过程中，有必要设立一部《生命法》以作为我国生命立法的基本法；同时，也应逐步加强各项专门的生命单项法的立法建设，并逐步完善现有的各项生命技术标准和规范等等。这是建立并健全我国生命法律体系、完善我国生命立法的客观需要。

[1] 从法理上来说，某类立法能否构成一个法律部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该类立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其次，该类立法具有特殊的调整方法和手段。笔者将生命法定位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生命法有其所调整的明确、特定且独立的社会关系领域；（2）生命法的调整是手段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这一特点是任何传统法律部门所不具备的，因而，将其纳入传统法律部门必然会存在理论上的障碍；（3）现代生命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各国必须将与人的生命健康有关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新型的的社会关系，并应根据其综合性特点专门进行综合性的重点调整，而传统的法律部门都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可以说，这些条件已经使生命立法具备了成为一个新兴法律部门的最基本前提，加之其在各国法制建设中起步未久，故应当是一个新型的法律部门（具体论证可参见拙文：《我国生命法的现状及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 倪正茂：《生命法学略论》，《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3期。
[3] 有学者将生命社会关系界定为：因生命科技活动而发生，为促进生命科技的发展并保障人类生命的存在、健康和长寿而形成、可据以协调生命科技劳动者、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机构内部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社会关系（参见倪正茂著：《科技法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笔者以为，这一界定范围过于狭窄，因为在生命社会关系中很明显还应当包括普通公民围绕生命健康等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如医患关系就是很普遍的一种生命社会关系。
[4] 谈大正：《当代生命法学的特点》，《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 赵震江：《科技法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506页。
[6] 即指2001年2月由卫生部制定和发布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两个部门规章。
[7] 从法理上来说，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审议通过的规范性围歼才可以称为法律。其中，前者为基本法律，后者为一般法律。
[8] 乔克裕：《法理学教程》，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第261页。
[9] 张根大、方德明、祁九如：《立法学总论》，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