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及其完善

付小卫


内容摘要：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于被处有期徒刑或者拘投刑的罪犯，由于符合法定情形，决定暂不收监或者收监以后又决定改为暂时监外服刑，由公安机关执行并由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的刑罚执行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体现了我国惩罚罪犯与改造罪犯相结合和人道主义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对罪犯的教育、感化、挽救。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 由于该制度涉及到行刑方式变更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该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已逐渐显现。因此，明确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概念、特征及其程序，了解这一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现状，进而探讨如何完善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暂予监外执行制度 概念、特征及其程序 问题完善
一、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有关条文的规定，所谓暂予监外执行是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中规定的变更刑罚执行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它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如果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或者是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或者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依照法定的程序审批后可以不在监狱等刑罚执行场所关押服刑，而放在社会上由公安机关执行监督管理刑罚执行方式。①
上述定义表明，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包括以下几点含义：
第一，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的罪犯。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罪犯在依法被减为有期徒刑后，可以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在未被减为有期徒刑之前，不得适用暂予监外执行。
第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暂予监外执行有三种情形：一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三是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符合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即可暂予监外执行。司法实践表明，在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中，适用最多的是第一种情况。
第三，从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单位看，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两种：一种是人民法院在判决作出的同时决定的；另一种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监狱管理局决定的。前者是在作出判决的同时决定暂不收监执行，后者是在罪犯服刑过程中决定改为暂时监外服刑。
第四，暂予监外执行的行刑主体是公安机关，同时，依靠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
由上述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含义可以看出，这一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行刑方式变更的暂时性。如前所说，暂予监外执行有两种。由人民法院决定的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被判刑人本来应当以监禁方式执行刑罚，因其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由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决定以非监禁方式执行刑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决定的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正在监狱以剥夺自由方式执行刑罚的罪犯，因其具有了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而由服刑地的监狱局决定以限制自由的方式执行刑罚。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仅仅是行刑方式的变更，并不改变罪犯的身份，而且都是暂时的，不具有永久性。正如《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所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应当及时收监”。行刑方式变更的暂时性，是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最显著的特征。
第二，确保不致危害社会前提下的行刑人道性。由法定的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可以清楚地看出，不管是对于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罪犯，还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所体现的都是行刑的社会主义人道性原则。但是，这种行刑人道性原则是有前提的，即必须要确保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不致危害社会，否则，即使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也不得暂予监外执行。正如《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同条第四款还明确规定：“发现被保外就医的罪犯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或者严重违反有关保外就医的规定的，应当及时收监”。
第三，行刑主体体现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政策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这一规定所体现的正是我国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所一贯坚持的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实践中只有认真坚持这一政策，才能确保监外执行犯不致再危害社会。
二、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
如前所说，暂予监外执行有两种，一种是由人民法院决定的，另一种是由罪犯服刑地的监狱局决定的。本文对于前者的程序只作一般性的简介，对于后者力求详加说明，且主要侧重于保外就医程序。
对于由人民法院决定的暂予监外执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三条有明确规定，即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或者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制作《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载明罪犯基本情况、判决确定的罪名和刑罚、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原因、依据等内容，并抄送人民检察院和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这是关于人民法院在判处罪犯刑罚的同时，因发现其具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而决定的暂予监外执行。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并未发现罪犯应当暂予监外执行，而是监狱在对公安机关送交的罪犯进行人监身体检查时，发现其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而拒绝收监。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七十六条有明确规定：“将罪犯交付执行，监狱不予收监的，公安机关应当提请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作出是否收监执行的决定。对于决定收监的，应当将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对于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由看守所将罪犯交付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二百一十四条、《监狱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和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等规定，对于正在监狱服刑的有期徒刑犯，发现其身患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或者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处理程序是：
第一，由罪犯所在监狱监区或分监区区务会讨论通过，报狱政科讨论并邀请驻监狱的检察院(组)人员列席参加，初审同意后，进行病残鉴定。
第二，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应由医院业务院长签字，加盖公章，并附化验单、照片等有关病历档案。
第三，对于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情形的，监狱应当填写《罪犯保外就医征求意见书》，征求罪犯家属所在地公安机关意见，并与罪犯家属联系，办理取保手续。取保人和被保人应当在《罪犯保外就医取保书》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四，对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由监狱填写《罪犯保外就医审批表》，连同《罪犯保外就医征求意见书》、有关病残鉴定和当地公安机关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局审批。同时将上述副本送给担负检察任务的派出机构。监狱局批准同意保外就医的，应将《罪犯保外就医审批表》副本3份送交报请审批单位。
第五，对批准保外就医的罪犯，监狱应当办理出监手续，发给《罪犯保外就医证明书》，并对罪犯进行遵纪守法和接受公安机关监督的教育，同时，应将《罪犯保外就医审批表》、《保外就医罪犯出监所鉴定表》、人民法院判决书复印件或者抄件，及时送达罪犯家属所在地的县级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第六，保外就医罪犯由取保人领回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保外就医罪犯在规定时间内不报到的，公安机关及时通知其所在的监狱，由监狱负责寻找。
三、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意见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作为一种行刑方式的变更制度，虽然在总结司法实践和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使其不断得到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行刑方式的灵活性和行刑的社会主义人道性，但还不能说它已尽善尽美，从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仍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第一， 暂予监外执行程序的某些环节还不够清楚，有进一步明确之必要。
1.在程序方面应当进一步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前暂予监外执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原《刑事诉讼法》仅用一个条文即第一百五十七条，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条件和行刑主体等问题进行规定，没有关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方面的内容，这显然是个缺陷。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用3个条文即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五条和第二百一十六条，分别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条件和程序等问题进行规定，特别是第二百一十五条对于检察机关在暂予监外执行中的法律监督问题进行补充，从而使这一制度在程序方面更加完善。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环节上还有些不够清楚之处，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是在吸收《监狱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内容的基础上增补的，其目的在于与《监狱法》的规定相衔接。根据本规定，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批准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检查。” 可见刑事诉讼法强调了事后监督的原则，事后监督的不足在于违法的危害后果已经发生，纠正的难度大、时间长，而且容易导致不必要的民事、行政诉讼问题的发生；第二，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不当，应当在接到决定书后一个月内提出纠正，但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过后，检察机关发现决定不当时是否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呢？对于这一点，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对确属错误的决定，应当及时按一定的程序予以纠正。
监所检察部门在暂予监外执行监督上，立足主动做到“三个同步”：第一，事前同步监督。驻所检察人员对每个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病史、简历、案情、表现和刑期要做到了如指掌；第二，事中同步监督。要掌握罪犯的病情鉴定情况及批准法律手续是否齐全，如发现存在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第三，事后同步监督。检察机关接到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通知书后，监所检察部门要根 据事前、事中监督中的情况，立即做出是否全面审查的决定。对于发现的问题，执行机关又没有及时纠正的，可视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在全面审查期间，罪犯不得出监；对没有问题或异议的，可不予全面审查，执行机关在接到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后，可将罪犯监外执行。②
另外，监狱管理局关于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究竟何时生效、执行是从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执行，还是等过了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意见的法定期限以后再生效、执行?如果不能立即生效、执行，那么这个批准决定又有何意义?如果立即生效、执行，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内又提出了“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书面意见，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狱管理局经“重新核查”.如果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就要把已经生效并正在执行的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收回，将罪犯重新收监.刚生效、执行不久又宣布作废，这样势必大大降低决定的严肃性,;如果认为原决定正确,这时又应当如何处理?法律未作进一步规定。
对于这些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监狱管理局作出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后，立即生效，但不立即执行。在法定期限内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书面意见的，法定期限过后立即执行。如果提出上述书面意见，监狱管理局“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经核查如果认为原决定确有错误，应立即收回原已作出的关于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如果认为原决定正确，应将“重新核查”结果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立即执行。
2.在程序方面应当进一步明确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延长保外就医期限的手续问题。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于实行保外就医的罪犯，“根据罪犯病情，可以一次批准决定保外就医时间半年至一年。期满前，监狱应当派干警实地考察或者发函调查。保外就医罪犯病情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尚未好转的，由监狱提出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批准，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手续，每次可以延长半年至一年。”根据这一规定，当保外就医期满前监狱以发函的方式调查保外就医犯的病情变化时，罪犯若想延长保外就医期限，只要到县级以上医院开一个病情尚未好转的证明寄往监狱，监狱就可以以此证明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监狱局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时间的手续。这一规定显然失之过宽，漏洞也很多，特别是在当前腐败之风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开一个这样的证明是非常容易的。如不尽快严格这一制度，必将损害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严肃性，背离这一制度的宗旨。为此，我们建议将这一规定改为：保外就医期满前，病情尚未好转需要继续保外就医的，经被保人和取保人共同书面申请，由罪犯居住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对病情进行鉴定，或者由原出具病情鉴定证明的医院重新对病情作出鉴定，出具证明，报经监狱管理局审查批准。同时应将延长保外就医的决定，及时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3.程序方面需要明确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办理罪犯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的法律手续问题。有关执法机关的解释规定：“罪犯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期间不计人执行刑期。原关押监狱发现罪犯骗取保外就医的情况后，应立即将罪犯收监，并提出该罪犯保外就医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的意见，报请省监狱管理局作出决定后，在执行通知书和释放证明书上注明扣除时间和新的刑期截止时间，并将省监狱管理局的决定报原判人民法院和驻监检察机关。” ③本解释关于罪犯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的意见是正确的，报请省监狱管理局的程序也是必要的，值得商榷的问题是，省监狱管理局是否有权作出决定改变原执行通知书载明的刑期截止时间。我们认为，刑罚执行通知书是原判人民法院作出的，只有原判人民法院才有权变更原执行通知书的内容。因此，由省监狱管理局作出决定，改变原执行通知书上载明的刑期截止时间，然后再报原判人民法院和驻监检察机关的做法欠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省监狱管理局对于收押骗取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狱关于改变刑期截止时间的意见，表示同意，然后提请原判人民法院予以改变。原判人民法院再以公函的形式告知省监狱管理局，同意省监狱管理局意见，并写明变更后的刑期截止时间。具体收押该罪犯的监狱在接到省监狱管理局转来原判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变更原判刑期截止时间的公函后，再将该公函抄报驻监检察机关，并在未来的释放证明书上注明扣除的时间。
4.程序方面需要明确的第四个问题，就是保外就医的罪犯，在保外就医期满前擅自外出不归，在发现其下落时已临近甚至已超过释放日期，对于这种情况应如何处理，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将保外就医罪犯擅自外出，至保外就医期满仍不回归的行为视为脱逃行为，将其尚未执行的刑罚和脱逃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④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欠妥的。因为脱逃罪的主体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罪犯在保外期间并未被关押，其擅自外出不归的行为自然也不构成脱逃罪。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首先将罪犯抓获押回，查明该罪犯在外出期间是否有新的犯罪行为、然后再区分两种情况处理：如果罪犯在外出期间没有新的犯罪行为，可参照前述处理罪犯骗取保外就医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的程序，将其自保外期满至被抓获前(如果抓获时已过释放日期，则至释放日)的期间，从其刑期中扣除，然后将释放截止时间向后顺延。而如果在外期间有新罪发生，则应由负责审判新罪的法院，按照《刑法》第七十一条所规定的数罪并罚办法处理。
第二，监管职责不明确，监管措施不落实。监管暂予监外执行犯的实践表明，这一制度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监管职责不明确，监管措施不落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取保人的职责不明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取保人应当具备管束和教育保外就医罪犯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这仅仅是取保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至于具备这种资格的取保人平时应如何管束和教育保外就医犯，则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因监管职责不明确，自然也就谈不上监管措施的落实。目前的实际状况是，取保人只要将被保人领回，就算完成了取保任务。至于被保人平时干些什么，则很少过问。二是作为行刑主体的公安机关，其职责也不够明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保外就医罪犯，由所在地公安机关负责日常性监督考察”。至于“日常性监督考察”的具体内容，则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目前的实际状况是，只要是被保人不离开居住地到本县、市以外的地方，公安机关就不过问。公安机关因终日忙于其他社会治安问题，而很少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三是协助监督单位的职责不明确。如前所说，基层组织或者罪犯原所在单位的职责是协助公安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犯进行监督。但究竟如何协助，具体职责是什么，则缺乏明确规定。目前的实际状况是，人们普遍对这项工作观念淡漠，不感兴趣。有的保外就医犯到外地很长时间，基层组织明明知道，却不管不问。由于监管职责不够明确，有的虽然明确但不落实，致使暂予监外执行犯名为罪犯，实则如刑满释放一样，无任何约束。有的外出经商，长期不归；有的病情明显好转，甚至痊愈，也不收监；有的赌博、嫖娼、吸毒，甚至重新犯罪。四是缺乏一种改造教育的环境和平台，管理监督机关只管不教,大大的背离了刑罚执行的宗旨。鉴于上述情况，当务之急是认真总结监管暂予监外执行犯的经验、教训，对取保人、公安机关和协助监督单位，制定明确的监督职责，并积极探索和建立司法部目前开展的“社区矫正”教育平台，认真落实规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暂予监外执行的后期延续工作。对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危害后果的，要明确追究有关直接责任人法律责任的规定。
第三.收监执行的情形有疏漏
根据现有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收监：骗取保外就医的；疾病痊愈或者病情基本好转的；以自伤自残等手段拖延保外就医时间的；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经教育不改的；违法犯罪的等等，可称之为法定收监情形。但是这些规定均忽略了以下三种情形：一是保外就医罪犯因经济困难无力就医的，二是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扶养义务人不能尽扶养义务的，三是取保人不能履行担保职责的。对前两种情形，《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13条第1款虽然规定：“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的生活和医疗费用，由其负有扶养义务的亲属负担；个别确有困难的，经当地公安机关证明，监狱可以酌情予以补助。”但对于不宜采取经济补助方法解决或采取此法也解决不了的，该办法未提及。笔者认为，对患有严重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目的就是让罪犯能够在扶养义务人的照料下更好的生活和医疗。当罪犯在监外无法得到和维持这样的生活和医疗时，刑罚执行机关就不应再采取监外执行的方式。笔者在实践中发现确有一些罪犯因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就医要求监狱收监，有的扬言监狱如拒收就上访等。这已经成为一个应当面对的现实问题。笔者主张：对确有困难无力就医的，监狱可酌情予以补助或收监；如罪犯的扶养义务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对罪犯有虐待、遗弃甚至加害行为的，监狱可予收监。这样做不但符合立法初衷，也有利于消除罪犯因求助无门可能引发的不安定因素。对后一情形，如取保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不尽职责、不愿继续为罪犯担保的，监狱应要求罪犯重新提供担保人，罪犯不能重新提供担保人的，监狱可考虑收监执行。上述三种情形, 可称之为酌定收监情形，建议纳入立法。另外，对取保人的职责及其恶意不履行担保职责的如何处罚立法上也存在空白，应当尽快弥补。
第四、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提请减刑、假释程序应作特殊规定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时，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执行机关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裁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减刑、假释，也均是由监狱等原关押监所提请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裁定。但从实际情况看，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后，执行地由监狱转至其居住地，实际执行机关由监狱转为当地公安机关，后者通过管理监督更能够全面及时地掌握罪犯的改造表现，便于就地及时收集整理其确有悔改或立功事实的材料。对立法本意也应如此理解,从刑事诉讼法第214条第6款、监狱法第27条的规定就不难看出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期间主要由当地公安机关对其执行管理监督，监狱应处于协助执行的地位。对罪犯提请减刑、假释理应成为当地公安机关管理监督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况且明确当地公安机关享有此项权利，还可以促使罪犯改变对待公安机关管理监督所持的消极态度，自觉向公安机关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特别是改造表现，积极服从管理监督，以争取公安机关及时为自己报请减刑、假释。因此建议立法明确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减刑、假释建议，由其居住地公安机关向当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副本由公安机关在提请之日起三日内抄送当地县级检察院、罪犯原服刑监狱。

①参见王国枢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参见万洪义:《关于加强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的若干思考》,转引自正义网.
③④参见王秉中主编: 《监所执法实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参考书目:
王国枢主编：《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要点提示】

　　随着经济的发展，借贷与投资行为均与日俱增，然而借贷和投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准确的区分两者间异同对于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尤为重要。

【案情简介】

　　原告：胡某述，男，住福建省连江县江南乡。

　　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住福建省连江县。

　　被告：余某雄，男，住福建省连江县。

　　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是登记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被告余某雄是该企业的投资人。2008年10月，被告某石料场收取原告胡某述人民币30万元，由被告余某雄出具盖有石料场印章的内容为“胡某述投资人民币30万元入股”的投资合作协议一份给原告。现原告诉称，该笔款项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原告没有参与被告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分享企业的收益，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30万元及利息11497.5元。

【法院审判】

　　连江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向原告出具的《投资合作协议》仅注明“胡某述投资人民币30万元入股”，没有其它关于管理，股权，收益和风险的规定，而原告胡某述没有参与企业的管理，也未承担经营的风险，没有付出资金以外的其它劳动，只是通过被告余某雄的汇款得到收益，因此虽然协议上写原告投资入股款，但双方的行为和资金往来更符合借贷的特征，双方形成借贷关系，而非被告所主张的投资关系。法院判决如下：

　　1、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胡某述借款人民币25.5万元。（4.5万元已通过银行汇款给原告）

　　2、在被告连江县东岱镇某石料场财产不足以承担上述民事赔偿责任时，被告余某雄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

　　3、驳回原告胡某述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评析】

　　一、何为民间借贷

　　（1）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2）民间借贷是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合约行为。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以及借贷数额、借贷标的、借贷期限等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只要协议内容合法，都是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

　　（3）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贷物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

　　（4）民间借贷的标的物必须是属于出借人个人所有或拥有支配权的财产。不属于出借人或出借人没有支配权的财产形成的借贷关系无效，不受法律的保护。

　　（5）民间借贷可由借款双方约定，可有偿亦可无偿。约定有偿的，必须在事先的书面或口头协议中约定，出借人才能要求借款人在还本时支付利息。

　　二、何为投资

　　投资是指一定的经济主体为了获取预期不确定的收益或社会效益而将现期的一定资财（有形或无形）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其基本特征是：

　 （1）投资是一定主体的经济行为。投资主体即投资者必须具有资金或资财来源和投资决策权的投资活动主体，它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国家；（2）投资的目的是保证投资回流，实现增值，以获取收益或社会效益。实现投资的增值性回流，是投资的预期目的，就投资自身而言，实现投资的经济效益，是投资行为的出发点，投资如果不能带来经济效益，投资便缺乏生命力；（3）投资所获取的效益是未来时期的预期效益，而且是不确知的。故投资具有风险性；（4）投资必须花费现期的一定的资财或智力成果，其来源包括投资者自己的所有、收入以及通过各种途径的融资或借贷、借款等；（5）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有多种形态，如真实资本与金融资本，其表现形式为有形的实物或无形的权证。

　　三、投资与借贷的区别

　　投资与借贷虽都是一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但其在性质、来源、运用及目的等方面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

　 （1）借贷是一种债，投资虽也有协议，但不是债，而仅仅是对自己所有物权利的处分；借贷可担保、可转移，而投资一般不可，但可转让；（2）借贷是一般所有物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而投资仅是占用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仍享有不完全的支配权、使用权、使用权和处分权；（3）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的收益或效益，而借贷的目的则可能是多种的，虽大多数的借贷也是为了经济的目的，但有的借贷是无偿的；（4）投资所可能获取的效益是未来的、不确定的，而借贷如果是有偿的，则应该是确定的；（5）投资的来源可以是自有，如自身的收益等，也可以是借贷资金；借贷一般是有支配权的所有物；（6）投资形成的形态有多种，一般为真实资本或金融资本；而借贷则为所有物的所有权的转移，对出借者来说是所有物的暂时消灭；（7）投资收回的是效益，而投资本身一般是不能收回的（联营除外），"抽逃出资"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严重的则构成犯罪；借贷则是可以而且是应该收回的。投资承担有亏损的风险，而借贷则可通过担保、债务转移等来减少风险，投资则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