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结构性权力配置，完善结构和职能构建

张闪闪


【内容摘要】 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配套、结构性权力之间的完整，直接关系到检察权的科学合理配置。鉴于目前对检察权职能性权力研究较多，并存在职能性权力与结构性权力相混淆情形，本文从我国政治司法制度与检察实际情况出发，明晰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与关系，分析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由此提出了检察权配置完善的粗浅之见。

【关键词】 检察权；职能性权力；结构性权力；权力配置


　　检察权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检察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当前，基于我国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检察权的性质和归属的争议颇多，检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亦或是“行政司法双重性”还是属于“独立国家权力”？由此，在检察权配置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检察权配置是否科学、合理，不仅体现在它配置了哪些职能性权力，更是体现在结构性权力的完整配置上，结构不完整的法律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权力。检察权的完整结构性权力是检察权赖以存在和发挥法律监督效能的重要基础。目前在法律界，对检察权的内容研究比较多，而对检察权的结构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立足于我国政治司法制度与检察工作的自身特色，从检察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当前检察权配置中的一些问题作了针对性解读，并相应提出改革和完善的粗浅之见，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
　　检察权的科学配置是完善检察制度的核心内容。而检察权配置又分为职能性权力配置和结构性权力配置。目前，法律界对检察权的职能性权力研究比较多，而对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研究还有待深入。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检察权的结构就是检察权的内容，从而把检察权结构叙述为公诉权、检察侦查权、诉讼监督权的“三权”结构形式。① 这样就把检察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混同起来了。职能性权力反映法律职权的内容，检察机关的职权包括犯罪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公诉权等权力，它反映了检察机关的法律性质和范围。结构性权力是某一具体领域的法律职权所必备的基本法律构成要素，反映了检察职权内在构成的基本内容，是检察权能够客观存在和发挥法律作用的法学理论基础，为检察权立法提供成熟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笔者认为检察权的结构由知情权、调查权、追诉权、检察建议权构成。无论是刑事立案监督权和侦查监督权，还是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都离不开这四项基本的法律要素。检察权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是辩证统一的。职能性权力反映检察权的内容，是决定性的方向性权力，指导着结构性权力的具体构建；检察权的结构性权力表现为检察权的构成要素，服从于职能性权力，是职能性权力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只有把这两方面有机的联系起来，才能保证检察权的有效行使，取得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结构性权力和职能性权力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
　　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是检察权配置中的两个重要权力，属于不同的范畴。职能性权力反映检察权的内容和外延，是决定性、方向性的权力，指导结构性权力的具体构建；结构性权力反映检察权的内在构成要素，是职能性权力的具体化和规范化，是检察职权赖以存在和发挥效能的必要条件。目前，检察权配置的不完善，使得结构性权力与职能性权力之间出现脱节现象，影响了检察权能的有效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构性权力配置难以满足职能性权力需要
　　知情权是检察权结构性的、前提性的法律要素，是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活动中对客观事实的知情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享有充分知情权的基础之上，没有知情权或者知情权得不到充分的保障，检察机关职能性权力就无法得以充分履行。诸如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和侦查活动享有监督的职能，但检察机关由于知情权的不足，难以及时有效获取充足的有价值的信息，工作开展难度大、成效差，往往陷于监督不力的境地。又如，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和其他刑事犯罪侦查工作相比，其信息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即不能设“耳目”、“卧底”，又不能运用技术侦查如监听等手段。因此，获取职务犯罪的线索主要靠群众的举报和从以前所办案件中挖线索，这些都使得检察机关常常处于无米下锅的窘地；即使有了线索，也由于查办的对象拥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而且犯罪日益智能化，反侦查手段越来越高明，而我国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手段远不及其他机关，这些都束缚了办案人员的手脚，绝大多数办案部门技术装备还比较落后，仍然停留在“一支笔、一张纸、一张嘴”，靠熬夜、拼体力等原始侦查方式，使侦查工作开展艰难。往往一边是人民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呼声，一边是检察机关干着急的无案可查或查而无果，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再如，在民事审判监督中，检察机关连查阅案件材料的权力都没有保障，民事抗诉权力就更没有保障了。
　　检察机关的知情权，是贯穿整个法律监督活动过程的结构性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基础上，没有知情权或知情权得不到充分保障，检察机关作出的程序性决定权就难以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要求。检察机关启动某个法律监督程序的事前、事中、事后，都离不开知情权。可以说，没有知情权就谈不上法律监督，没有知情权就没有检察权。知情权不完整，检察权也就不完整。

2、有职能性权力要求而结构性权力缺失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随之，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贯彻该政策的决定。②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服务和谐社会建设，成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但目前缺乏相应的结构性权力配置。如刑诉法只规定了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和解，而并未明确规定“公诉案件”可以进行刑事和解，检察机关并无权力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刑事案件主持和解。虽然各地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尝试有关刑事案件的和解，但从法律上讲却是于法无据。如对未成年人犯罪以及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实现刑罚的轻缓化，就需要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暂缓起诉、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程序等制度。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仅有相对不诉，且适用范围较窄，对于一些可提起自诉的案件没有终局性和权威性。
　　又如，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实际，实现法律监督目的的非诉讼检查活动方式，是检察机关履行预防犯罪、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能的重要内容，但法律并未赋予检察机关建议权，对检察建议这种监督方式没有具体规定，其地位、作用、适用范围及法律效力等均不明确，总体上是一项非常柔性的监督权。检察建议权立法上的缺位，使检察建议缺乏强制力，监督的实际执行力低，制约了检察机关职能性权力的发挥。

结构性权力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
　　检察权结构性权力的完整性是检察权发挥效能的重要前提。知情权、调查权、追诉权和建议权等四项权能要素是不可分的有机统一整体。知情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其他结构性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调查权是法律监督的核心，是知情权发展的结果；追诉权是法律监督的必要效力的保障，是其他结构性权力的具体法律保障；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维护法制统一必不可少的拓展性权力，是知情权和调查权的社会效果的深化。四项权能环环相扣，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不可分性。在现行检察权中，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上述四项权能，但是这些权能各自不够完整，相互之间在具体权能上存在断裂现象，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程序性链锁相交式结构的脱节，从而造成检察权和检察制度结构性脆弱。

1、知情权缺乏保障
　　在诉讼法律监督中，知情权这项结构性要素被视为软性的、可有可无的次要权力，法律层面对此缺乏相应的规定保障。检察机关在对公安机关实施侦查监督过程中，只是能够看到公安机关收集案件的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律文书以及办理法律措施的审批手续如留置、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内部审批手续没有随案移送，因而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监督就不是全面的，甚至某些方面是无从监督的。再如，一些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由于社会知晓率低，举报线索少，而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资料又不移送检察机关备案，使检察机关无法掌握行政执法中渎职侵权的情况，缺少立案侦查线索。检察机关直接参与诉讼活动本来就以全面获得案件信息为依托，如果忽视了知情权的基本结构性地位，检察机关就难以获取全面真实、有价值的信息，因而难以把握法律监督工作的主动权。

2、调查权不够完整
　　调查权是检察机关发现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是进行法律监督的前提。调查权包括侦查权和一般调查权。目前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立案后的一般侦查权保障是比较充分的，但是关于检察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对案卷的调阅和对有关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人进行调查和询问，与之相应的机关接受、配合、协助调查的义务，如拒绝监督、对抗调查的法律后果等，法律未作明确规定，使检察机关难以在立案前获得相应的证据材料，使很多线索很难从初查阶段转入立案侦查。而且，法律又未赋予检察机关特别的侦查权，如技术侦查权、紧急拘留权、秘密侦查权、特别调查权等。这些束缚了办案人员的手脚，不利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3、追诉权有待扩大
　　追诉违法的权力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可或缺的权力，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核心权力。追诉权是一种程序决定权。刑事立案监督权、刑事侦查权、审判监督权、公诉权等都包含有诉讼程序决定权。这种权力的行使，必然引起某项诉讼程序或者监督诉讼程序的启动或者终止。但是，现行法律未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程序决定权，造成某些环节的诉讼监督手段明显不足，监督程度往往取决于受监督者对监督权的尊重程度，有的甚至是凭个人关系、靠私人感情开展监督，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效大打折扣。如立案监督，刑诉法只规定了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情况的两种监督方式，一是要求其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一是认为其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通知其立案，但公安机关如果不照此执行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必要的制约手段或补救措施，以致实践中，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采取“立而不侦、侦而不结、先立后撤”等种种应付办法时，检察机关束手无策。

4、检察建议权有待深化
　　检察建议权是检察机关通过纠正一般违法以实现预防犯罪、促进严格执法、维护法制统一的非诉讼法律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预防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建国以来，我国检察机关从来没有间断预防违法犯罪工作，并且建立了一定规模的预防违法犯罪检察建议的规范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区别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与资本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我国现行的检察建议权，总体上还是一项柔性的监督权，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这种监督方式，其地位、作用和适用范围及法律效力等均不明确。因而法律监督执行效力还不够明显，需要加强。

完善检察权配置的对策建议
　　检察权配置的完善是检察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在研究检察权配置过程中，必须立足国情，符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宪政体制的基本要求，理性看待我国检察权配置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顺应中国检察工作发展的实际需求，遵循检察制度的特殊规律，围绕重点、通盘考虑，协调好检察权体系的整体结构格局。检察权的配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笔者在此对检察权的完善配置作一个简单探讨。

1、厘清检察权的性质
　　检察权的性质问题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的定位和检察改革的方向，也是检察权科学配置的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检察权属于行政权，司法权还是法律监督权？或者是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不属于“三权”中的任何一种？将检察权直接归属为行政权的人认为“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在本质属性上和终极意义上应属于行政权”。 ③将检察权认定为行政权的学者，基本论证思路是：先对司法权的性质进行界定，从而为行政权与司法权确定几个区分标准，以此来衡量检察权，认为“以公诉权为基本内容的检察权不可能具有笔者所说的终局性、中立性、被动性、独立性的特点，检察机关的设置也不同于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检察权在本质上、在终极意义上应该属于行政权”。④ 将检察权纳入司法权的学者是基于我国法律规定和党中央文件中的体现。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同属于司法机关，检察权和审判权一样属于司法权。而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可见，在检察权性质定位上学者们唇枪舌剑，观点不一。笔者认为，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地位的定性是准确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如果仅仅定位为国家公诉机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会使一部分重要的国家法律监督权失去权威和适当的承担者，导致国家权力运行的缺位和失衡。因此，检察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法律监督，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各项权能也应当继续充实和完善，并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

2、配套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
　　检察权的职能性权力与结构性权力是辩证统一的。职能性权力是决定性方向性权力，指导着结构性权力的具体构建；结构性权力服从于职能性权力，是职能性权力的具体化和规范化。职能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有机联系，相辅相成方能保证检察权的有效行使。我国检察工作的泛政治化倾向，决定了检察工作内容的广泛性，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利益主体开始出现，检察权势必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因此，检察机关的职能性权力将进一步扩大，其职权范围已从诉讼领域拓宽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但目前在检察权配置上不够完备，检察工作的职能性权力与机构性权力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一方面有职能性权力而缺乏相应的结构性权力的配置，另一方面是虽然配置了结构性权力，但还是不能满足职能性权力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在明确检察权的职能性权力基础上，构建与之配套的结构性权力，对于结构性权力不能满足职能性权力需求的，要加以改革完善，具体地讲，诸如可以充分发挥党对检察权配置的领导，一方面运用政策来推动国家立法发展，以法律规定的形式使得一些结构性权力运作具有刚性。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党的领导为检察机关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使检察权结构性权力配置满足职能需要，从而使检察权能得以充分发挥。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企业信用征信管理办法》的通知

通政发〔2008〕4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通市企业信用征信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5月28日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六月五日


南通市企业信用征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企业信用征信，完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营造社会信用环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进诚信南通建设，依据《江苏省企业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企业信用征信及其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征信，是指征信机构采取本办法规定的方式，对企业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分类、整理、加工、储存，形成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并提供企业信用状况调查、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信用征信的机构。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服务过程中形成的用以分析、判断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是指征信机构依据采集到的各类企业信用信息，对企业信用状况所进行的综合信用评估。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信用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市企业信用征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的信用管理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企业信用征信工作。

　　第五条 在全市建立统一的企业信用基础信息数据库（以下简称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对企业基础信用信息进行归集、处理和发布，实现全市政府部门之间企业基础信用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形成联动监督管理的平台；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可以提供信息查询服务，但不得从事其他的信用信息服务活动。

　　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应当为征信机构提供相关数据。

　　第六条 市基础信息数据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仲裁机构以及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公用事业单位、行业组织等机关组织。

　　上述机关组织应当及时、准确地向市基础信息数据库提供企业基础信用信息，但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除外。

　　第二章 企业信用信息分类与采集

　　第七条　企业信用信息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基本信息：企业名称、注册号、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济性质、住所、注册资本、股东、经营范围，以及年检、变更、投资、各类知识产权等。

　　（二）经营信息：经营状况、财务、信贷、纳税、质量安全、进出口、社会保险、劳动用工、薪酬支付、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公用服务事业缴费等记录。

　　（三）资信信息：合同信用、资质认证、资格认定、有关部门对企业单项或综合的监督管理信用评价认定以及征信机构信用评级等记录。

　　（四）荣誉信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对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各类荣誉记录。

　　（五）失信信息：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被处罚的记录，诉讼、仲裁败诉等记录。

　　（六）警示信息：各类行政警示、经营能力警示、投诉警示、各类民事违约等记录。

　　（七）企业同意采集或者法律、法规未禁止采集的其他信用信息。

　　第八条 征信机构采集企业信用信息，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依法或者按照约定，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获取；

　　（二）依法或者按照约定，从金融机构、行业组织、公用事业单位以及中介组织获取；

　　（三）从新闻媒体等公开渠道获取；

　　（四）通过企业自愿提供的渠道获取；

　　（五）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获取。

　　第九条 征信机构不得以窃取、欺骗、贿赂、胁迫、利用计算机网络侵入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采集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条 征信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采集企业信用信息的，被征信企业应当给予配合，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客观、真实和准确。

　　第十一条 征信机构发现采集的企业信用信息有错误的，应当及时通知提供信息的企业予以纠正，该企业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第十二条　征信机构应当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并及时给予更新和维护。

　　第十三条 征信机构录入企业信用信息的，应当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不得编造、篡改企业信用信息。

　　征信机构不得与被征信企业串通，为其录入虚假的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四条　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等活动中，对涉及商业秘密的企业信用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被征信企业同意提供的除外。

　　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等活动中，发现被采集信息可能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并及时向信用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　征信机构应当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保证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

　　第三章 企业信用信息加工

　　第十六条 征信机构可以依据采集到的企业信用信息，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出具信用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

　　第十七条 从事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征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相适应的人员、场所和设备；

　　（二）已建立符合评级和查询要求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

　　（三）已具备自行组织采集企业信用信息的能力。

　　第十八条　征信机构应当依照国家和省制定的评定标准进行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国家和省未制定评定标准的，应当依照经信用管理机构认可的评定标准进行信用等级评定。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征信机构可以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评定：

　　（一）根据企业委托进行信用等级评定；

　　（二）根据业务需要,依法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自主评定；

　　（三）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未禁止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依法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强制评定；

　　（四）依据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对特定的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

　　第二十条 征信机构与被征信企业存在资产关联或者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征信活动公正性的，征信机构不得为该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出具信用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

　　第二十一条 企业在信用等级评定过程中应当向征信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信用信息；企业提供虚假信息的，征信机构应当将其作为不良信用记录在案，并调低对该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

　　第二十二条 企业信用评估或者评级报告实行动态管理，有效期为一年；企业信用状况发生变化的，征信机构可以依法随时进行调整。

　　第四章 企业信用信息运用

　　第二十三条　征信机构应当根据被征信企业的要求，为其提供下列查询服务：

　　（一）本企业信用信息及其来源；

　　（二）获取本企业信用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的用户。

　　征信机构应当保存企业信用信息被查询的记录。

　　第二十四条　企业信用征信实行有偿服务。

　　征信机构向企业提供信用评估和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的收费标准，按照省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标准执行；省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未制定具体收费标准的，暂由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以及行政管理过程中需要使用企业信用信息的，可以向征信机构无偿查询，但不得将查询获取的企业信用信息用于履行职责以外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征信机构提供的企业信用评估和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作为用户判断被征信企业信用状况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六条　本市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实施项目合作开发、商业投资、商务采购、经营决策等活动中，有权查验对方的信用状况；经对方要求，有义务出示本企业经征信机构评定的信用产品。

　　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在与企业发生信用交易、信用消费、信用担保、商业赊销和租赁等业务时，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经征信机构评定的信用产品。

　　第二十七条 各级行政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业协会对企业进行合同、金融、纳税、质量、用工、环保安全等单项或者综合监督管理信用评价时，应当要求被评价企业提供经征信机构评定的信用产品，同时应当参照市基础信息数据库的记录，涉及其他监督管理信息的，还应当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征询；被评价企业有严重失信行为的，应当一票否决。

　　第二十八条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组织政府采购、公共财政项目招标、科研课题、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出让、药品采购、物业管理、
　　工程建设项目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设备、材料等招投标、资格资质认定等活动中，应当将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纳入审查范围，并对获得A级以上信用等级评定的企业实行加分制度。

　　第二十九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据征信机构评定的信用结果对相关企业制定信用激励、惩戒和分类监督管理措施。

　　第三十条　征信机构除依法或者依照本办法公开相关信息外，不得擅自披露企业信用信息。

　　第三十一条 下列企业信用信息可以公开披露：

　　（一）企业注册基本信息；

　　（二）企业年检信息；

　　（三）企业良好信用信息；

　　（四）企业存在偷税以及被实施行政处罚等严重不良信用信息；

　　（五）企业无履约能力等警示信息。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因履行法定职责产生的信息共享，不属于上述公开披露的范围。

　　第五章　企业信用修复

　　第三十二条 企业信用修复是指企业非因主观故意因素，致使信用监管评价等级降低，在一定期限内，按照一定条件，经规定条件和程序，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获准消除本评价年度违法失信行为对企业信用监管评价等级影响的过程。

　　第三十三条 企业申请信用修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对失信行为进行了纠正，并取得明显成效；

　　（二）自纠正失信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未再发生失信行为。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信用修复：

　　（一）信用等级评定为D级的；

　　（二）本评价年度内有严重违法行为的；

　　（三）企业已进入破产程序的；

　　（四）距离上一次信用修复时间不到两年或者信用修复累计满3次的；

　　（五）行政主管部门认为不能实施信用修复的其他失信行为。

　　第三十五条 企业信用修复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企业向认定其失信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修复申请；

　　（二）经审查符合修复条件的，行政主管部门给予修复，并于5个工作日内通知征信机构依据修复后的信用信息重新评级。

　　（三）市基础信息数据库根据重新评级提前解除信用警示提示，有关行政机关同时相应调整年度监管类别。

　　第六章 异议信息处理

　　第三十六条　被征信企业或者用户认为企业信用信息有错误的，可以向征信机构书面提出异议申请，要求予以更正。

　　异议申请人应当就异议内容提供相关证据。

　　第三十七条 异议信息是自行采集的，征信机构应当在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异议信息经核实确有必要更正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并告知异议申请人以及被征信企业；

　　（二）异议信息经核实无须更正或者无法核实的，可以对异议信息不作修改，但应当告知异议申请人。异议信息无法核实的不得披露。

　　异议信息不是自行采集的，征信机构应当通知信息提供单位进行核实。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异议信息处理期限内，该信息暂不披露和使用。

　　第三十八条　企业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和个人发现其所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错误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征信机构。征信机构应当在接到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对相关信息予以更正。

　　第三十九条 企业信用信息被更正的，征信机构应当无偿向被征信企业提供一份更正后的企业信用报告，并及时更正根据异议信息制作的信用产品。

　　第四十条　征信机构在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不作处理的，异议申请人可以申请信用管理机构对异议申请作出处理，信用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告知异议申请人和有关征信机构；有关征信机构应当根据该处理决定对相关企业信用信息进行更正，并执行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征信机构应当将下列事项报信用管理机构备案:

　　（一）征信机构对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和使用的方法、标准，以及业务操作规则；

　　（二）保证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的规章制度;

　　（三）依法需要备案的其他事项。

　　信用管理机构应当为征信机构保守商业秘密。

　　第四十二条　征信机构应当通过在营业场所公示等方式公开下列事项，接受社会监督：

　　（一）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规范和披露时限；

　　（二）获得企业信用报告和企业信用评级服务的方式；

　　（三）企业信用报告和企业信用评级服务的收费标准；

　　（四）异议处理程序；

　　（五）依法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三条　鼓励信用服务行业组织制定并推行行业规范，为会员提供业务指导和服务，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第四十四条　信用管理机构应当会同信用服务行业组织建立信用产品使用情况反馈机制，了解市场对征信机构和征信活动的评价和需求，引导信用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第四十五条　征信机构发生解散、撤销、破产等营业终止事项时，应当按照规定的方式处理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征信机构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由信用管理机构依照《江苏省企业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至三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市基础信息数据库收集信贷信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信贷征信机构从事企业信用征信活动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事项，依照《江苏省企业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