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探析

田凯


　　在我们工商部门日常的办案中，案子办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符合要求，才能经得起复议、诉讼的“考验”，成为广大办案人员普遍的困惑。其实，这就涉及到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问题。证明标准不仅是重要的实践问题，更是复杂的理论问题。鉴于法律无明确的规定，对其作一研讨，对提高工商执法办案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证明标准
　　1、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概念
　　行政处罚证明标准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利用证据证明违法案件事实和行政处罚程序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确定，是行政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证明标准要解决的问题是证据到什么程度时，才能认定待证事实。具体到行政处罚中，证明标准就是证据达到行政机关对待证事实进行认定的最低（必要）限度。也就是说，当用来证明一个待证事实的证据达到这个限度或者要求时，这个待证事实在法律上就视为真实存在。对行政机关来说，行政处罚必须要能够经受起法院的审查。所以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同时也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对行政处罚进行审查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作为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东西，它虽然是抽象的，但同时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过程是人有目的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过程是有规律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积累和理论分析来把握它。实际上，无论对待证明标准理论的态度如何，法律中是否明确规定，证明标准这一尺度还是在认定事实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我国三大诉讼（刑事、民事、行政）中，均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不同，又有着不同的适用标准。刑事案件适用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案件适用的是“优势证明标准”，行政案件介于二者之间，适用的是“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3、工商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工商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法律上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在不同的法律中有涉及：
（1）《行政处罚法》“以事实为依据”（ 第四条第二款）；“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条）；
（2）《行政复议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第二十八条第一项）；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适用依据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第二十八条第三项）；
（3）《行政诉讼法》“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 第五十四条第二项）。
（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之规定，笔者认为这就应该是工商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尽管没有明确说出来。
　　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
　　工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但大多数情况下，执法人员不是违法事实的直接感知者，对于执法人员来说，违法事实（客观事实）是永远不可能重现的过去。对于未曾直接感知的过去，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去认识和判断。而这一认识以及判断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严格地讲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一种对过去的确信或者怀疑的心理状态。所以，作为行政处罚适用前提的违法事实，是靠执法人员透过各种证据对事实的认定。当这种认定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可以接受时，这种认定就可以作为法律上的真实而成为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律事实）。从这个角度上说，在执法人员眼中，只可能有法律上的真实，不可能有绝对的真实。试分析一个案件查处过程：工商机关接到举报，查处一起销售假货案，工商机关对相对人是否实施了销售假货行为并未直接感知，只能通过调查取证，收集一系列的证据：如相对人的销售记录、举报者提供的由相对人开具的发票、对该物品的检验报告等等。最后，工商机关对该相对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工商机关靠什么作出行政处罚呢？靠的不是事实本身，因为这一事实只是在过去存在的，最后促使工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是工商机关通过证据对相对人过去曾经有过销售假货行为这个待证对象形成的确信。换句话说，作为行政处罚适用前提的是证据，而不是事实本身。
　　工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需要以事实为根据，事实需要以证据来体现。证据证明的事实不可能等于或者全面反映事实本身。这就要求在实务操作中，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可主观臆断；所有的事实都需要有证据的支持，证据要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的要求。
　　三、工商行政处罚案件实务操作中的标准
　　客观的讲，工商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本身也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原则性规定具有概括性、抽象性、模糊性的特点，存在着如何理解、把握、界定的问题。下面，对工商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予以具体阐释。
　　1、事实清楚
　　事实清楚，是对所查办案件的基本要求，即作为行政处罚相对人的违法事实是否清楚明确，尤其是决定案件性质以及案件能否成立的主要事实。包括违法行为的“五何”要素即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果，是否清楚明确。具体包括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采取了哪些手段、经过了哪些环节、达到了什么样的目的、造成了哪些危害后果，等等。如最常见的无照经营案件，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就应由违法主体、案发时间、行为发生地、具体行为及经过（生产或销售何种产品及数量、规格、价格、成本等）、违法行为的结果（被查获时间、非法获利、库存数量、造成的后果等）、当事人是否有账目及上缴税金等构成。上述内容齐全，方可谓事实清楚。
　　2、证据确凿
　　证据确凿，是指据以定案的各项证据均是真实可靠的，无伪造、诱导之嫌疑，亦无彼此矛盾的现象，尤其是决定案件性质以及案件成立的主要证据必须具备。违法事实需要证据来证明，证据需要具备“三性”，即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要注意：一是证据是否与案件有关联，与案件无关联的不为证；二是证据是否合法，包括证据来源是否合法和证据形式是否合法两方面。证据的形式比较好把握，证据符合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以及计算机数据等种类要求，形式上符合法定要件即可。重点需要把握的是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对于形式上合乎要求但来源途径不合法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协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等等；三是证据是否真实，不真实的证据自然没有证明力。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证据的提供人是否合格，如，对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就不是合格的证人，其提供的证言不能认定是真实的；二是证据是否被处理，对于非原始状态经过处理的证据其真实性要具体分析，如，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又无法辩明真伪的证据以及对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等，就不能认定是真实的证据。以上是对证据的“三性”所要把握的，还要注意的是“孤证不立”，仅有当事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案件不能成立；证据之间不存在矛盾，能够相互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3、依据正确
　　即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准确。对于法律适用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法原则。应当注意的是所谓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在法律矛盾冲突的情况下适用，如果没有矛盾冲突完全可以适用下位法或者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一般指违法行为发生时在新法颁布实施前，对其查处程序适用新法，实体适用旧法，而对于发生在新法之后的违法行为，不管是程序还是实体都应当适用新法而不是旧法。另外，法律依据要具体到条款项目，不存在应该用该条款而用了它条款。反之，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4、定性准确
　　要结合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以法定依据为准绳来定性。注意一个行为只能定性一次，以准确、具体为原则。比如，同样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可以分为11种，应具体到哪一种。
　　5、处罚适当
　　要注意两个重点，一是“法无禁止不可为”，行政处罚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过罚相当”，要合理运用好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要审查当事人是否有免于处罚或依法减轻、从轻或者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尤其注意不能因当事人认罚则轻处，不认罚就重处。同时，对于事实、情节、规模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处罚结果应大致相当，切忌畸轻畸重、显失公平。
　　6、程序合法
　　程序合法是依法办案的保障，《行政处罚法》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应遵循以下顺序：１、立案，要求办案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呈报分管领导审批；２、调查取证；３、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提出行政处罚建议，按照核审权限报法制机构核审；4、报领导审批；5、将审批结果告知当事人； 6、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7、听证，举行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并写出听证报告；8、作出处罚决定，填写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报领导批准。9、送达；10、案件执行。以上10个环节，环环相扣，需要注意每个环节的时限、方式、步骤等。
　　四、工商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的应用
　　工商行政处罚案件适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这是个一般要求。由于行政处罚的类型不同、证明的难易程度不同，在具体应用中应该有所区别。至于什么是“清楚而有说服力”，是相对于一个具有一般的认知水平的人而言的。如果能使一个正常人相信，便具备“清楚而有说服力”。在民事诉讼中，51%可信度的证据要优于49%可信度的证据（通常情况下证据的可信度无法用百分比表示，在此仅便于说明）。
　　1、立案
　　由于案件此时并未进入调查取证阶段，案件当事人只是涉嫌从事某一违法行为，因此，在此阶段只要有初步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即可。此时的证明标准不能要求太高，只要达到大致可能的证明标准就可，用百分比来衡量，大致是在50%左右。
　　2、行政强制措施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需要具备法定的条件。主要包括：一是已经取得违法嫌疑的证据（比如发现假冒伪劣产品等），二是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此时的证明标准也不能要求太高，只要达到表面确信的证明标准就可，用百分比来衡量，大致是在60%—80%。
　　3、简易程序案件
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处罚比较轻，而且大多是执法人员当场发现违法行为，当场进行处罚，执法人员作为案件事实的直接感知者，又掌握了主要证据，对违法事实的确信也比较容易形成。因此只要掌握了主要证据，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此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立案，达到80%以上。
　　4、普通程序案件
普通程序案件一般比较复杂，需要经过立案、调查取证、核审、告知等程序，因此，其证明标准应该比较高，用百分比来衡量，至少应在90%以上。
　　5、听证程序案件
　　听证程序案件在所有工商行政处罚案件中，属于重大复杂的案件，自然其证明标准要求也最高，用百分比来衡量，需要达到95%以上。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0年12期
虚拟世界商务交往中的法律问题
----------试述电子商务中对于合同法律的适用及电子证据的采集

作者: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 金湘 律师


现实社会中的商务交往，很多人都已经习惯利用合同确立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人们大多数通过书面形式签订合同，随着网络的发展，现代社会商务交往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这种现代化的交易手段进行交易，随之而来的商务纠纷也多了起来。
那么这种虚拟世界的商事交往是否能够完全依据现实的合同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呢?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网络商务合同引起纠纷的案件。这起案件引起了业内同行的重视，同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虚拟世界的商务交往对现实合同法律规范的适用。此类案件的数量近几年来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电子商务发达的其他国家均渐程上升趋势。
此案的情况是这样的：河北省的焦先生于2003年4月份购买了北京市海淀区某公司网站的标准型虚拟主机，用于其个人网站的建设，并于同年的7、8月间投放了该公司的BANNER广告，成为该公司的网络广告用户。该公司在网站上公布了与广告用户的合作规则，该规则规定只要通过用户（焦先生）的网站点击BANNER图片或LOGO，在24小时内点击2次则为有效点击，系统将为用户以每次0.1元计费,每季度该系统自动结算一次,并可将现金汇到用户指定的帐户上,或者到用户次年续费时抵扣。2003年底，焦先生从公司的网站上查询到当年的广告用户登录收益为215元，于是其要求公司将这笔费用转入其2004年的续费中，当时公司表示完全同意。但当焦先生于2004年3月,为了购买虚拟主机续费时,对方公司不仅不提供焦先生2003年在该网站的收益具体数额的记录,而且当客户再次登录广告用户页面时也无法查到去年的收益额记录。经过焦先生向公司多次催要，该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为此焦先生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焦先生与被告某网络公司通过电子合同的方式正式确立了双方的合同关系,合同一经双方确认,即受法律约束,双方均应依据合同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而被告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自身的义务应属于违约行为，故判定其应承担违约责任。
这起案件是否可直接适用合同法，确认合同成立，同时确认合同成立的相关证据如何采集，现阶段的法律是否完全可以对其进行调整，成为了本案及相关案件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合同纠纷案件首先应确定合同已经成立,方可根据合同内容确定合同是否有效，根据事实及合同内容寻找合同各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或侵权的事实。而本案中，双方并没有明确的合同文本，也没有往来的电子邮件。这就为正确解决纠纷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题。没有合同就难以确定双方的合同关系，更确定不了哪一方存在违约的情形，如果真的无法确认,可能会出现根本无法立案的后果，如果无法将案件提交到法院，也就意味着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案，这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难以维护。而上述问题在现在的合同法中并无非常明确的规定，为了能够依据现有的法律解决此案，就必须要对现有合同法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还应更透彻地了解本案的特点。
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说从未某面，只是通过网络双方才有了交往的机会，通过网络双方才有了达成合同意项的可能性。这就使该合同在成立时间和方式具备与传统合同相区别的特点。我们应将此类合同定义为电子合同，电子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或电子邮件而拟定的合同，即达成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协议或者契约。其实现过程就是用户将有关数据从自己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传送到有关交易方的计算机方信息系统的过程。因此，为了能正确解决此类纠纷就要正确理解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成立的要约及承诺的过程，而不能死板的认为合同成立一定要有书面签字确认。也就是说要想确认合同关系成立只要有了要约承诺的过程即可确立合同关系成立。而且我国《合同法》中明确规定了签订合同可以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数据电文也可以通过要约承诺来确定合同成立，其中承诺生效的时间也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同时也就是有关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指定的特定系统的时间。
结合法律规定及本案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本案中的合同确立并不以简单的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合同文本从一方发送到另一方，而是某公司作为要约方将自己的意思表示写在一份活动规则中，向所有他的网络客户发出，这种行为在法律中应视要约邀请，他的所有网络客户在见到这份活动规则，只需要在活动规则下方的同意一栏进行点击，并填写相关个人资历料，点击发送，均可成为合同的要约方，而当等到公司对此要约方发回用户密码,即表明已对合同进行了有效承诺,合同即为成立。
通过上述一系列分析，我们将现阶段合同法与现代化商事交往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适用现实合同法对此案进行了相应调整。
那么是否就此说明现实合同法完全能够调整类似的电子商务纠纷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虽然我们认可了电子商务合同纠纷可以适用现行合同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但仍存在现行合同法没有详细规定的问题，使其在法律适用上出现了空缺。如我国合同法中虽规定了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特定系统的时间为到达时间，以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时间和地点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但对具体“何时为进入特定系统，在何地进入特定系统”并未明确规定。这就为解决合同在何时生效及到双方发生纠纷应如何确定诉讼管辖设制了法律上的障碍。
为解决电子合同可能出现的诉讼管辖问题，现代世界通行的两大法系就有两种不同观点，大陆法系采取“到达主义”即以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时间和地点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相反，英美法系则采用“邮箱规则”，即以投入邮箱的时间和地点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我国《合同法》接受了大陆法系的“到达主议”，第26条第1款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合同法》第26条第2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16条第2款的规定，而该款规定的具体内容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但这些规定却未指明数据电文的范围和计算机系统的范围。应该说这种规定已经比传统的合同法有了很大进步。然而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憾。另外，我国《合同法》也没有对电子合同的地点作出任何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电子商务合同的相关问题可以参考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的有关规定，其详细的规定了收到和发出数据电文的时间地点：
1、除非发端人和收件人另有协议，一项数据电文的发出时间以他进入发端人或者代表发端人发送数据电文的人控制范围之外的某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准。
2、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的收到时间按以下的办法确定：
A: 如收件人为接收数据电文而指定了某一信息系统：
（1） 以数据电文进入该指定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或
（2） 如数据电文发给了收件人的一个信息系统但不是指定的信息系统，则以收件人检索到该数据电文的时间为收到时间。
B: 收件人并未收到指定某一信息系统，则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一信息系统的时间为收到时间。
3、即使设置信息系统的地点不同于根据第四款规定所视为的收到的数据电文的地点，第2款的规定仍然适用。
4、除非发端人与收件人另有协议，数据电文应以发端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视为其发出地点，而以收件人设有营业地的地点为其收到地点。就本款的目的而言
（1） 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应以基础交易具有最密切关系的营业地为准，又如果
（2） 并无基础交易，则以其主要的营业地为准。
（3） 如发端人或收件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
上述这些规定正是电子商务交往所应遵循的规范，在现代电子商务交易中如果适当的适用这些规范，将使其商务活动更加规范化，法制化。

此外，在这类案件的证据收集也与传统合同纠纷案件有所不同，特别是此类案件在取证存在着法律和事实上的困难。因为此案相关证据均留存在相关网页上，然而网页又几乎是所有证据载体中最容易更改的一种，网络公司控制着有关网页的后台，随时可以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改，如果不及时保全相应网页，将可能导致没有任何证据的后果，就象本案的立案之初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网络公司有违约行为，但案件结果仍是违约方败诉告终。这正是由于对电子商务的整个交易过程进行了全程分析，并对每一个过程有可能留存的电子证据进行了保全，以确保相应证据不会因为对方公司的原因使证据灭失。因此，证据保全对于虚拟世界的合同纠纷显得尤其重要。
同时，我们在虚拟合同纠纷案件的证据采集手段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确保其合法有效。因为目前我国尚没有对电子证据采集手段的明确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甚至没有规定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也没有将其列为书证或视听资料的一种，这基本上导致了即使我们取得了一些相关材料，也可能被认为不是法定证据，而不被采纳，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我们对这类案件显得无从下手。
然而我国现阶段法律对上述问题并不是没有一点办法，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和实务采取一些变通的处理方式，如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电子证据是合法有效的证据，那么我们就只能将其形式进行一些变化，如将可用的证据材料收集打印，使其记裁于书面，并向法院申请了证据保全，并在法官主持下记录下所有网上操作过程，并向对方出示，同时还有一些证据我们却实不能通过网络取得，只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证据明显由一方当事人掌握，但其拒不出示的，作出对其不利的判断”的规定进行诉讼。可以说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实在是无奈之举，但对于目前我国此类案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些较好的诉讼方案。但从长远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接受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的规定，其规定了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1、仅仅以它是一项数据电文为由 2、如果它是举证人按合理预期所能得到的最佳证据，以它并不是原样为由。第11条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人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通过数据电文的手段显示。如果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理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第12条同时规定：就一项数据电文的发端人和收件人之间而言，不得仅仅以意旨的声名或其他的称述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认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可见，联合国《电子商务法》在较大程度上承认了数据电文的证据力，基本上是按照直接证据对待的。如果我国将上述规范引入到我国的合同法律规范中来将更加有助于我国处理日益增多的电子商务合同纠纷案件。
综上所述，电子商务合同是一种新兴的合同形式，有合同也就会因合同引发纠纷，就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仅就目前我国的《合同法》来说，虽对合同关系进行了一个较为普遍性的规定，但仍不能完全解决现代电子商务合同纠纷所出现的一些复杂问题，其在许多方面还未能全面具体的规定，为此，我们在有效的适用现行法律的同时，更加期待我国的合同法能尽早引进国际上的相关规范，并颁布适合我国的电子商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