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案件呈上升趋势，而对此不仅是学界，司法实务界也是争论不断。大家围绕死者人格权、死者名誉权展开激烈争论。而对此我国的法律和因具体案件而作出的司法解释也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既反映了我国司法的进步也体现了我国法律的不足。笔者拟对我国现行人格利益保护制度上的不足浅作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期对该项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我国现行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制度上存在的不足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依法律规定和法理，公民出生前和死亡以后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享有民事权利，当然也无法承担民事义务。民事权利能力, 即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仅就《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来看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 实为公民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或身份问题, 也就是公民的民事主体地位间题。《继承法》第28条对胎儿的继承问题做出了特别的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事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公民死亡, 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不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不能继续享有民事权利。因此依照民法学理论，胎儿和死者不是民事主体，但是上述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却对其某些有关的利益予以保护，并且司法实践和人们的传统观念也认为应当予以保护。于是，权利主体的确定成了理论上难题，某种程度上是立法实务反而对理论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自1989年天津荷花女案以来，已经发生多起涉及死者人格利益的案例，由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数次涉及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8月7日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条：“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是我国司法实务中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请求归属做出界定。但是司法解释毕竟只是对于具体案件反应的问题的一种补救形式。对死者生前人格利益予以侵害的行为可能同时损及社会公共利益，此时，应如何界定请求权的归属就成为了法律空白。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10日《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从措辞来看，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作者死亡后可以继续享有规定的著作人身权，对于死者其他人格利益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4月12日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荷花女名誉权纠纷案的请求报告使用了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用语，而1993年、2001年司法解释则有意删去了“权”字，只规定死者“名誉”、“肖像”等的法律问题。致使关于人死亡后能否继续享有人身权的问题，成为学术争论的对象。但是对于如何就侵犯死者人格利益的民事赔偿问题并未做出明确规定。
二、我国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完善
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推进实务的进步。当我们从理论上明确了保护死者人身权的依据之后，就必须在法律上建立和完善一套保护机制。针对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的不足，仅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救，既不具有法律的权威，又不够全面。具体地讲，死者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刑事保护、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现在司法实践中以民事保护方法为主体，因而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机制也应当以民法为主，具体应考虑以下内容：
一、在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上。应当坚持《民法通则》第9 条“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规定，在所有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不出现诸如“死者名誉权” 等容易产生误解的用语，将理论的研究成果落实到实务中。
二、在著作权保护的立法上。《著作权法》第20 条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0 条的用语应作修改，建议修改为如下条文：“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在作者生存期间受法律保护。作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有保护其作品之署名和作品完整性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自然人和法人有侵害死者作品署名和作品完整性行为的，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向死者近亲属赔礼道歉。”
三、在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请求归属上。笔者认为，应当归属于死者的近亲属，死者的每一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近亲属都享有独立请求权。在死者没有近亲属或近亲属不愿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基于对公序良俗的保护，请求权可归属于其他有关公民或组织，如遗嘱受益人，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等。因为侵犯死者的人格利益，亦有可能损害其生前有亲密关系的公民或组织的利益，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也可享有请求权。另外，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的名誉，诉讼的请求应当归属于国家，有关的国家机关有权以国家的名义提起诉讼。
四、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采取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双轨制”。在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责任方式下，也应适用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往往也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所以此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对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的补偿，也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损害的一种抚慰。但我国民法通则在精神损害的责任方式上虽也采用了“双轨制”，但非财产方式和财产方式是一种“主次适用型”的关系，而是不并重关系，这不符合人格利益保护的发展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人的评价，不仅注重道德的评价，而且注重经济价值的评价。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大都采用财产方式和非财产方式并重的责任方式，值得我国借鉴。
五、关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问题。请求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不能是毫无限制的，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分析。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考虑：1、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死者近亲属利益时，应该有期限限制。比如设定为正常的三代人的时间距离。2 、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比如侵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的肖像时，提请侵权损害赔偿请求诉讼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如果侮辱死者将构成对历史的玷污、伤害全体国民的感情, 即使是死者年代久远，也应当允许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个人提出诉讼。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